惑力的民俗活动，当然不会被国人遗忘，蟋事潜滋暗长，当在情理之中。

    “奇”是诱发“好”的先决条件。1981年，上海电视台率先播放了蟋蟀格斗的录像。小精灵那交口如闪电乃至得胜之虫发出的鸣唱，既极大地满足了城市中孩童的好奇心，也令昔年的老虫迷心中麻痒，旧梦重温。

    1985年，天津由民间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蟋蟀协会，继而上海、杭州、苏州、济南、广州、西安、沈阳、哈尔滨等二十几个城市，也先后成立了“蟋协”。至此，在建国后中断了近四十载的蟋事之链环，终被虫迷们焊铆起来。

    有着文化积淀的人类，不仅能不断创造出新的娱乐方式，而且也能对传统的娱乐方式，进行着花样翻新。

    1989年深秋，全国“维力多·济公杯”蟋蟀大赛在上海举办。翌年秋，亚运会在北京隆重启幕，为使亚洲及世界来京的友人一睹中国古老文化的丰厚多彩，亚运会组委会特成立了龙潭庙会指挥部，展示各种民间游乐活动。庙会指挥部还委托北京长寿协会蟋蟀研究中心，举办长城杯蟋蟀大赛，特邀京、津、沪、鲁四地的玩虫、斗虫高手参加角逐。这就使得斗蟋之戏，由纯民间活动堂堂正正地走向了社会前台。

    在济公杯和长城杯举办之前，香港在斗蟋大赛中，山东宁津所产之虫，高歌奏凯，两度夺魁，宁津遂引起全国虫迷的高度关注。在济公杯和长城杯的大赛中，宁阳虫又折冲樽俎，独占鳌头。此后的1992年秋，上海队与天津队两军对垒，上海尽遣宁阳虫搦战，结果宁阳虫以泰山压顶之势，使天津队大败亏输，比分是10：0。此一战使宁阳愈发名声大噪，使全国虫迷对宁阳虫口中啧啧，厚爱有加。

    跋涉于大沙漠中极度于渴的旅人，会把昂贵的金银珠宝视为沙砾，而把一壶清水当作救命的甘露。这是人们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出现的商品价值的移位。在悠长的岁月里，宁阳父老从来没把遍野欢蹦乱跳的蛐蛐儿视为“金玉有价虫无价”的商品。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人们甚至把蟋蟀视作吞食五谷的害虫，必欲除之而后快。

    昔年，宁阳百姓常听瞽人演唱《济公传》。当说书人演唱到济公这位急公好义的传奇和尚，曾用三只蟋蟀戏耍临安罗相府的罗公子、一只蟋蟀能值千两银子时，宁阳乡亲们无不哑然失笑：这是唱书人逗咱乐的，若蛐蛐那么珍贵，咱宁阳岂不满坡遍地都是金银了……

    地处孔孟之乡的宁阳，民风淳朴，向把土地、稼穑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建国之前，宁阳以捕蟋谋生者仅有一王姓之家，住县城北关王家店。王家地无一垄，仅开有一小茶铺，王家祖孙三代以捕虫、卖虫补少米之炊。王家三代捕虫人，自珍自爱，他们于谷地豆垄中捕虫时，从不损伤一棵庄稼。于瓜田李下捉蟋归去时，还每每插一“茶铺王氏来此”的标识，为的是让园主查看果瓜是否有失。见王家捕虫如此仁义，街坊邻里也“网开三面”。每当听到家院内有好虫呜叫时，便夜不闭户，好让王家人来院中捕捉。看护场院的人，每当秋虫于夜间盛鸣时，也悄悄离去，是为了让王家祖孙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静辨虫鸣而获好虫……但宁阳百姓对当地少见的有地不种而玩蟋斗蟀的农人，一概视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除了白眼还是白眼。

    在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上，上苍为人类创造了数不尽的奇物异宝，但它们暴有纳入人的享用范围之内，才能显示出价值。

    蟋蟀这小精灵被当成商品，自南宋以来，便有记载。南宋词人姜白石在《咏蟋蟀》一词的序中云：“……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据明清时的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一只蟋中上品，能值几十两银子。清代的膏粱子弟，在冬日为听虫鸣，买一只人工孵化的蛐蛐或蝈蝈，也得花费几两银子……

    当小蛐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