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③军队是实行战争的工具，“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目前已具备建立正式革命武装的条件，因此“需要在革命政党的指导之下，积极从各方面下手”。要将工人、农民、小商和知识分子，编入革命军队，因为“只有这种革命军，能作革命战争的主体。”④——

    ①《向导》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

    ②《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③④《新青年》月刊第4期，1926年5月25日。

    1926年8月，国共两党拟议的联席会议，准备在广州开会。中共中央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会议。离开上海之前，瞿秋白在一次谈话中，对于北伐战争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8月7日，临到启程前夕，瞿秋白把谈话整理成文，题作《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送给当时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要求发表，被搁置不用。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并且善意地批评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文章指出：

    第一，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以后，“革命潮流之伏流昂进”的结果，“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是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留在革命营垒中，并在革命联合战线中保有部分领导权。“既受赤化的震惊，又受买办的压迫”，为求巩固其地位，取得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妥协，始终需要军事力量，并需要通过北伐扩充自己的力量。

    第三，小资产阶级渴求革命高xdx潮到来，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需要”。它异常迅速地革命化，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

    第四，农民在五卅后奋起斗争，遍及广东、湖北、湖南、直隶、山东、四川、陕西、江苏等省。农民运动“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对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们是失望的，而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这“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

    第五，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各阶级，资产阶级为一方，力图利用北伐，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扩充自己的力量，企图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协，建立资产阶级独裁制；以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一方，“不但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确立自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发展工农武装，和一切革命派结成强大的斗争同盟，“建立平民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以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在对立双方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第六，针对党内右倾的北伐战争“躁进”论，瞿秋白严肃地指出：“革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领袖权的紧要关键”。这场斗争“虽然还有很大的困难在前，然而始终是非常之开展，非常之有希望的。‘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快要临到了；应当有坚强的革命的意志，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职任。难道可以说：现时积极赞助并发动革命战争，便是‘革命的躁进’？”①——

    ①以上引文均引自《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据影印件。

    8月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瞿秋白指出革命营垒中出现的“新右派”，“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借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①9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向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