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报告，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派别、工农运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具体的调查和分析。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争时，他说：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其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指出，蒋介石所取得的地位、权力，已经构成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②这是多么及时的预见，后来事态的发展和结局，不证明了这预见的正确吗！——

    ①《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我们的生活》第4号。据作者修订稿影印件。

    ②《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年9月15日）。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1926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里，对于农民、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与无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7月间，陈独秀主持和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没有继续贯彻2月北京特别会议关于放手发动工农运动，“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的精神，反而在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问题上，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陈独秀在会议上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一些决议，虽然也谈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其基本精神是错误的。会议认为；农民“在思想上尚不脱离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①。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②。会议指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限制农民运动的办法。在《农民运动议决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还提出了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认为在农村联合战线内，当地主与贫农发生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会议反对和阻止农民掌握武装。认为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保存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只是提出“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③。而对农民武装，则规定“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④；甚至提出要更改农民自卫军的名称，以讨好反革命派——

    ①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③④《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坚持正确的主张，对于农民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前述《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中，他就指出：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三）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1926年8月，瞿秋白在广州停留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深感“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①此时，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全体执行委员及所属办事处代表、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参加会议。瞿秋白、毛泽东、彭湃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会议上讲了话。这可能就是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

    ①《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年9月15日）。

    这是一篇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