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困苦的总原因。宣告：“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对待北伐战争问题上，这是两份对照鲜明的文件！

    陈独秀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读者来信质问道：这是“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矇懂一时吗？”①国民党内的右派及其追随者，借此肆意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攻击的反动性自不待言，但授人以柄，事出有因，完全是陈独秀招来的——

    ①黄世见致陈独秀信，《向导》第171期，1926年9月20日。

    陈独秀不懂得革命武装和革命战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民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领袖就该是国民党，就该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成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他公然宣称共产党是在野党，自愿地把革命和军队的领导权让给蒋介石。陈独秀的追随者又是左右手的彭述之，善于体察陈独秀的意图，发挥陈独秀的论点。当北伐军已攻克岳阳，兵临武汉之际，竟发表文章说北伐战争“还不能说是革命群众的军事行动，只能说是接近革命民众或为革命民众所赞成的军事行动”①。在彭述之看来，革命应按照宣传、组织、武装暴动这样三个步骤进行，而北伐之发动似乎不合他设想的步骤。当北伐战争已经胜利进军的时候，号称共产党的领袖，不去支持和领导，反而空谈步骤，与其说是书生气，莫如说是机会主义的愚蠢无知。陈独秀、彭述之都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弱点，以为共产党对北伐战争不予支持，就可以防止蒋介石等右派势力借北伐之机，扩充权力。殊不知，这样做正是把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军队的统率权让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利用了陈独秀的愚蠢，扩充了军力，夺得了经济、政治权利，为其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①《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

    瞿秋白和不少同志一起坚持了正确的主张，对于革命武装和北伐战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重视武装革命的领导者之一。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他在4月间就著文指出：中国的问题，应当有一个“革命的解决方法，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与团结平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互相为用。”①——

    ①《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1925年6月，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即连续发表文章，论述“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的问题。同年8月到10月，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等文章中，指出五卅运动之所以未能取得胜利，没有真正的人民的武力，是重要原因之一。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根据列宁的学说，总结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教训，指出：“中国革命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①同月，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中，提出必须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包括它的将领们“置于人民的统治及指导之下”，否则将会“弄得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挟制操纵。”②4月，他写《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对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