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主义的。”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不同的。但是，必须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营垒的危险性。瞿秋白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不在于他的‘绝对反革命’（中国现状之下既有带民族性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还不绝对的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却在于他带着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来参加革命。……他的口号在某种条件之下，譬如无产阶级政党事实上不去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等类的条件之下，有时很可以领导着小资产阶级。”——

    ①《六大以前》，第691页。

    民族资产阶级何以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呢？瞿秋白指出：“他要争得这领袖权，以造成他和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妥协之资格”；民族资产阶级幻想“和帝国主义协商改良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而实际上，中国必将“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根据当前的形势，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做扑灭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斗争中努力夺取。瞿秋白辛辣地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

    当时，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的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认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应当联合的唯一民主力量，而抛弃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抛弃工人群众。瞿秋白指出：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我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妥协动摇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面目，已使小资产阶级部分地脱离他们的影响。但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似乎被革命吓坏了，重新又去负荆请罪；于是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景象（如柳亚子所说）：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奶娘夺到了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这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事实十七例。“将这些事实一一胪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掌握革命武装。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他们这样作是害怕得罪资产阶级。早在1926年9月，北伐军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