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汪精卫也专程到大会发表了演说，受到热烈的欢迎。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五万七千九百多名党员。这是自建党以来一次空前盛大的集会。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总结过去的工作，讨论革命的发展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陈独秀代表中央作了报告。报告回顾了1925年1月党的四大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说明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陈独秀在说明中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没有进行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中出现的严重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报告中，陈独秀提出目前的工作应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而不是“加深农民革命”。他提出，广州、上海、汉口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势力强大，革命阶级无力与敌人对抗，因此应先退到西北去。这个意见是与鲍罗廷一致的。报告共分十一部分，讲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土地、军事、政权、财经等问题，似乎面面俱到，又都没有明确具体可行的答案。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报告中，陈独秀没有自我批评的诚意，毫无承担责任的决心；整个报告缺乏一种除旧布新、振奋前进的决心和信心，以致使听报告的代表们，都感到不满和压抑。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地说：“糟糕！”表达了他的忧虑和愤慨。瞿秋白默默地抽着烟，沉思着。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代表们看到这醒目而尖锐的标题，发出了会意的笑声、议论声，会场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的好，写的尖锐。问题也提的明确：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的人怎样？问的实在好！”

    这本小册子，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愿，反对机会主义的呼声。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彭述之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以此作为放弃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依据。他说：“无产阶级客观上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①，既是“天然”的领导者，自然不用去力争领导权。瞿秋白指出：中国民族工业资产阶级来源于“商业资产阶级的投资；工业地主土豪阶级的经过商业化而渗入工业，甚至于买办阶级的部分的工业化；再则，有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加入工业之中当小股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发展，也和他在经济上发展的阶段是相应的。经济上他从商业渐进于工业；政治上从革命渐落于妥协。”“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斗争——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以及他们的经济斗争罢工运动，足以领导一般平民群众，这对于资产阶级是多么可怕呵！所以他们急急乎要保存并抓住革命的领袖权，于是乎他们‘左倾’了。尤其是五卅运动初起，上海的资产阶级积极起来，便修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条件；不久戴季陶主义便出世，国民党内形成新右派。新右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很显然的；他们努力想取得学生群众，想取得革命方面的军事势力，于是广州的‘三月二十日’便发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戴季陶主义以前便已经有了：从排满主义，军阀立宪主义，国货主义，商人政府主义，一直到戴季陶主义，虽然经过许多流变，然而终归是民族改良主义，终归是和民族革命主义对抗的，终归是反对彻底的民权主义的，自然更是反对阶级斗争而力避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