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汉口，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上，彭述之竟说：“中国革命难道是农民革命？”②维金斯基也说：“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给国民党左派”。维金斯基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从帮助中共建党时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环境中。但是，他实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太隔膜了，以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几乎整个中国大革命期间，都赞助和支持了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这的确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事。瞿秋白对维金斯基的意见是不满的，他带着激愤的情绪质问道：“让给谁？让给顾孟余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叫耕地农有！”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已使“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让资产阶级安然指导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国“‘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军阀统治，实际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士绅）阶级之政权，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剥和压迫之下。农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农有，土地国有，农民政权，赋税统一，很明显的是最民权主义的要求”。革命党对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了农民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民佃户自己动手夺取耕地的行动，革命党人不应该惧怕，而应努力去组织和领导这种进攻。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天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汪精卫集团日益动摇；党内机会主义者主张停止土地革命，规定工农群众运动需由国民党监督和指挥。瞿秋白反对上述错误，提出“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①。马日事变发生后，瞿秋白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及农运负责人的会议，他明确主张用进攻手段反击许克祥和右派的反革命暴乱，指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的错，不能‘静候解决’，是要进攻”②——

    ①②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附录。

    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是武装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实行武装斗争。他说：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农民革命的特征。当前，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独裁制。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更加是以征取革命军队为入手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不能得到革命的领导权，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征取革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他要求无产阶级切实抓紧军队工作，使军队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使军阀掌握下的军队变成革命的军队。他说：应当百倍于现今的进行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协同左派，领导左派，去巩固革命势力于兵士群众之中；不但如此，还要和农民对于驻在地军队一样，使工人群众（不仅只是工会）与各城市驻扎的军队发生密切的关系，实行经常的有系统的群众政治宣传。要建立农民的武装，要对红枪会、土匪以至反动军队进行工作，使之接受革命的影响，争取他们站到革命方面，实现“兵民联合杀军阀”。要组织工人武装，这些武装不但应当是工会的纠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治安’）之民警署，直隶于市政府的。这当然是常备的组织。春夏之交，反革命武装暴乱频发，武汉政局动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严重危险的关头。瞿秋白5月20日写了《论中国革命之三大问题》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