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东、陈延年、彭述之、邓中夏以及罗易、维金斯基、鲍罗廷等。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决定电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中央迁往武汉。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委员会，为第五次代表大会准备文件，并通过了各委员会的主持人：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这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居然在蒋介石即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严峻时刻，于4月5日同从国外返抵上海的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为蒋介石涂脂抹粉，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当陈独秀从上海来到武汉之前，蒋介石已经在4月12日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刀了。上海屠杀发生后，在一次有罗易、维金斯基和张国焘参加的会谈中，瞿秋白以愤怒的语气，指出中共中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的严重打击；广东的党组织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中央领导威信的严重危机。但是这种危机是被人（指维金斯基）掩盖了，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因而无法知道详情，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彭述之而言，也联带指责了维金斯基。在党内，以瞿秋白为代表，一大批同志开始认识到中央领导上的右倾错误，并开始要求改变右倾错误路线的指导。

    4月中旬，陈独秀抵达汉口。下旬，中央召开预备会议，就第五次代表大会日程、报告和会务机构等进行讨论。在讨论党的工作总结时，对中山舰事件、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事变等重大事件中党的指导方针，发生了争论。陈独秀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盛气凌人，训斥别人。在素以家长自居的陈独秀看来，党内和他能够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够资格，其余的在中央领导层的人，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或顾问，根本不放在他眼里。陈独秀的得力助手彭述之，处处维护陈独秀的家长之尊，同时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以自重。动辄说：“老先生（指陈独秀）的意见同我一般。”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非他莫属。因此，在党中央领导层中，与右倾错误进行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预备会议没有结果，瞿秋白心情很沉重。他预感到问题不易解决，但这一场斗争必须坚持到底。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谄疾忌医。

    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Bogdyhanism）的斩首。

    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①——

    ①《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717—718页。

    这是极其宝贵的，大无畏的，捍卫真理的献身精神。瞿秋白正是抱着这种精神，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校举行后，第二天便移到汉口的黄陂会馆。在开幕式上，陈独秀担任会议主席。共产国际代表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国民党要人谭延闿、孙科等与会表示祝贺。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