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说：“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难道他们没有别的什么话要说吗？分开了一个月，却象每天还在一起，除开不断的通信以外，他们的心灵始终是相通相系的，那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了。这两个青年革命家的爱情，是建立在革命第一，事业第一的崇高信念上的。奔波，离索，甚至随时可能遭到的逮捕和牺牲，都不能够迫使他们离开斗争和事业，那怕是后退半步。他们的每一次重逢，又成为新的奋斗的起点。

    “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随着革命的深入，武汉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反革命政权，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武汉政府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群众革命运动，还在继续高涨。4月中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工人阶级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工会组织猛烈发展；武汉工人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人、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两湖地区普遍建立了农民武装。4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由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等五人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武汉政府处于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包围，经济和财政面临严重危机。除了进行内部的斗争外，必须设法打出去，发展革命势力，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当时，关于武汉政府的战略方向问题，意见纷纭。瞿秋白早在4月初，就与吴玉章等提出，把第四军调到南京，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监视蒋介石的行动。因鲍罗廷反对，未能实现。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这时，瞿秋白又提议先打南京的蒋介石，然后北伐张作霖。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直接由武汉出师河南进行北伐。鲍罗廷主张北伐到西北去，打通国际即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路线；罗易则着眼于布置巩固武汉政府的防线。中共中央内部，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等赞成鲍罗廷直接北伐的主张。蔡和森主张在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条件下进行北伐。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最后，北伐主张占上风。4月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军于19日出师北伐。6月初，唐生智军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

    武汉政府的正确的战略，应是周恩来、瞿秋白建议的东征讨蒋，而不是北伐。东征讨蒋之策不被采纳，危害甚大，它使蒋介石得以免除西顾之忧，集中兵力进攻江北，占据徐州，解除北面的威胁，巩固了南京政权。而南京蒋政权的巩固，进一步加紧对武汉的经济封锁，打击和破坏武汉政权，策动军事叛乱，促使汪精卫由动摇走向反动，并影响和拉拢冯玉祥，最终造成蒋汪冯合流，一齐扑灭革命力量。

    这时，瞿秋白同陈独秀、彭述之的分歧和争论，逐渐表面化。为了有准备地进行这场不可避免的争论，从1927年2月开始，瞿秋白带病整理了他从1923年到1926年间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和一部分文艺杂著，共约130篇，编成《瞿秋白论文集》，内分八类：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帝国主义与中国；买办阶级之统治；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赤化漫谈。这是对四年来理论工作的自我回顾。在回顾和总结了过去理论工作的基础上，瞿秋白开始撰写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全文约七万六千字，然后携往武汉，油印成册，准备提交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1927年3月以后，中共中央委员们陆续集中于武汉三镇，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到3月底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了。4月2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自广州经湖南到达武汉。彭述之、蔡和森也先后到达。从4月4日到20日，在武汉连续召开了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