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碰过。”库切尔笑着说。

    小姑娘也不示弱；“那我今天摸了您的脚了，您带我去加拿大吧。”

    “Oh， 那我得要先问问我太太。”库切尔说。

    “到了加拿大您不用给我买别的，就给我买辆悍马吧。”小姑娘说。

    “悍马是什么？” 库切尔问我。

    “就是hummer，现在是中国有钱阶级的标志。hummer在加拿大也是很贵的车，电影里抢银行的都开那个。”我说。

    “我是加拿大人吗？怎么连悍马都不知道？” 库切尔手一摊说。

    从按摩院出来的时候，感觉脱胎换骨了似的，在多伦多待的几年老筋都被抻开了。已经十二点了，我打车送库切尔回了酒店。这一天下来比上班还累，酒店大堂依然灯火通明，照得我只好又强打起精神。

    和库切尔吻别后，我走出酒店，没看到一辆出租车。库切尔很绅士地跟了出来，送我到街对面等出租车，他坚持要等我安全上车才能离开。一辆红色的富康“哧”的一声停在我面前，上车前库切尔又用他那法国式的拥抱和亲吻向我告别。我一屁股坐进了出租车，司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鸡”，故意拉长了腔调说：“下——一站您去哪儿啊？小——姐。”也不怪他乱想。一个年轻女子，穿着短裙，深更半夜和一个白人老外吻别在高档酒店门口，是有点让人浮想联翩的。

    一路上我没有和司机说一句话。

    45.英雄剧场

    老师下去的时候，大哥哥的英雄本色显露了出来，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起他救人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跳下去那一刹那各路英雄人物在他脑海的浮现……

    最后一天在北京，赶着起了个大早，租了辆车，和库切尔一猛子扎到了司马台。晨曦中，领略了长城的雄风；吃完了村民肩背手扛上来卖到十元一支的冰棒;

    买了一大堆当地热情农民推销的纪念品，我们又一路杀到北京的心脏——天安门。

    中午的阳光火辣辣的，天安门广场在白花花的阳光下，仿佛停滞般地宁静，很像达利笔下的油画。外地的游客越聚越多，操着各地方言呼朋唤友地抢着在广场中央的栏杆前留影儿。

    库切尔挤在其中，以天安门城楼和他一向崇拜的毛主席为背景捏了个影儿。刚要走，忽看见旁边一个女子冲她挥手。我顺势望去，原来那姑娘的男朋友正在不远处给她拍照，姑娘示意库切尔离开。这几日，库切尔已经习惯了中国人民的超级友好和热情，他认为那姑娘想和他一起照，中国人喜欢和外国人照相。他很自然地走过去一搂那姑娘的肩膀摆了个标准的友好姿势。姑娘的男朋友只好将计就计地拍了照。

    傍晚，我们赶到朝阳剧场看杂技表演，票是头一天定的，否则就会扑空。坐在装修过的朝阳剧场里，想起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来朝阳剧场听一个勇救落水女青年的英雄报告。那时的剧场破旧不堪，走廊里充满了刺鼻的尿臊味儿，三合板儿的椅子被少先队员们翻弄得噼啪作响。那个被称作英雄的大哥哥就坐在眼前的舞台上作报告，射灯烤得他满脸是汗。开始他很紧张，细声细气地说:“大冬天的，我正好路过河边，就赶上有人落水了，我不跳下去谁跳……”一个老师随即走了进来，和他叨咕了一番。老师下去的时候，大哥哥的英雄本色显露了出来，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起他救人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跳下去那一刹那各路英雄人物在他脑海的浮现……

    时过境迁，剧场还是那个剧场，装修过了，富丽堂皇；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加了灯光和布景，专业了；坐椅还是那一排排，换了沙发椅，柔软了；身边不再是系着红领巾、露着红脸蛋儿的祖国的花朵，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老外。如今的朝阳剧场今非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