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环：孙悦，我要求你宽恕。

    我要写一封告状信，告我们的总编辑。因为王胖子的正当权利受到总编辑的侵犯。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采访部的几位记者共同编写了一本书：《革命新闻事业发展史》。前年开始修改再版。原作者中有一个王胖子。虽然他不是主要撰写人，可是翻资料、跑腿，出了不少力。现在书就要付印了，却在作者的署名上发生了问题。总编辑要把王胖子的名字抹去，因为他是“造反派”。同时，总编辑要添上自己的名字，叫“顾问”。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王胖子虽有错误，已经“解脱”，还是公民，凭什么剥夺人家的出版自由？而且，所谓“顾问”，也纯粹是沽名钓誉。事实上，他既不“顾”，也不“问”，不过替我们打了几个电话，找了几个“关系”去进一步收集史料。要是这样也要署名，报社食堂的炊事员比他更有资格。可惜，这么分明的是非，在我们编书小组里竟然被颠倒。开会讨论了半天，要么一言不发，发言的都是把总编辑夸赞一番，似乎几十万字都是“顾问”写出来的。自然，与此同时，要骂一阵王胖子：他还有脸承认是这本书的作者？在前几年，他不断骂这本书是毒草呢！这倒是事实。不过，据我所知，如果骂过这本书的人名字都不配印在书上的话，那么，所有作者的名字都不配，包括我！“顾问”更不配！谁不知道他曾经当众宣布：对于这株“大毒草”他从未染指？“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还是运动的领导人。首先发起对这本书进行批判的，就是他！

    可是谁愿意得罪总编辑呢？我也不想管。

    王胖子找到我，因为我是编书小组组长，又和总编辑关系不错。兰香也替他求情，并特别提醒我：王胖子对我们是有“恩”的。而且，他刚刚积极替兰香买了一件呢上衣，钱也垫了，我们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长期无息贷款！

    往日的“恩情”，今日的“友谊”，我都不放在心上。不过，我倒想改一改自己遇着矛盾绕道走的毛病。孙悦曾一再指出我有这个毛病。我找到总编辑，只把意见谈了一半：王胖子的名字应保留。我想，倘使这个目的达到了，总编辑挂个“顾问”的名也可以妥协。反正他要的只是名，不分稿费。谁知道就这一点他也不能答应。总编辑说：“把王胖子解脱了，这就是落实了无产阶级的政策，还让他著书立说，发展名利思想？不行！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宽大无边的。这件事，王胖子不通也得通。想想他前几年是怎么整人家的嘛！”总编辑还好心地告诫我：“你过去与王胖子关系密切，我们都知道。我们替你在群众中做了许多解释工作。提你当采访部主任的事，也因为这个关系不能立即宣布。你自己注意一点唆！我们要重用你，你应该与我们互相配合呀！”

    我被惹火了。难道我赵振环的骨头是水做的？装在什么盛器里就变成什么形状？我能为了自己受重用而昧良心吗？我再也不愿意作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了。

    于是，我给省委宣传部写了一封“群众来信”。宣传部长很快就批到报社：“如果情况属实，赵振环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应该受到重视。”

    今天，总编辑把我叫了去，对我传达了部长的批示，毕恭毕敬的。然而，他突然把脸一变：“可是你反映的情况并不真实。把王胖子除名，明明是你们小组自己的意见，我们领导并没有表态。你怎么把责任往上面推呢？好吧，这件事我们研究一下。我们会按照党的政策处理的。”

    眼睛一眨，母鸡变鸭。他的问题变成了我的问题。原告和被告对调了位置。贼喊捉贼，我倒反成了个要抱头鼠窜的角色。我知道和他辩论没有用，所以决定再给省委宣传部写一封信，把问题说清楚。以前，我办事不认真，很难有始有终。这一次一定要有始有终，争他个是非分明。

    我摊开报告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