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的。但是，他们阅读，不是体验作者忏悔的痛苦与愉悦，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卢梭与几个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上。因此，在我看来，他们读完，还不如不读。

    掩饰罪行，是第二次的犯罪，而且比第一次更加严重。这样，不是人战胜了罪恶，而是罪恶吞没了人。这样的人，一生都只能在罪恶的阴影下苟延残喘，一丝阳光也照不到他们的脸上。

    我爱读诗歌，但在我们今天的诗歌中，忏悔一直都处于缺席的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诗歌本质是极其自我与自由的艺术表达方式，本来是最容易表达忏悔意识与忏悔精神的。然而，由于人们对内心世界的关怀并不能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和美名美誉，反而会招致嘲笑和白眼，于是诗人们也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公然地拒绝忏悔。

    一百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在面对灾难的时候，逃避是第一位的，而是否与之进行抗争，却丝毫不重要。即使在灾难过后，人们也只是轻巧地谴责灾难本身，并塑造出几只替罪羊来抵消罪过，却从来不从自身出发追究责任、反省灵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quot;文革quot;结束之后，我们读到大量控诉式、或英雄式的作品，却难以见到一个作者对自己在quot;文革quot;中的言行进行扪心自问乃至自责忏悔。巴金的《随想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为一座高峰，并不是因为其思考的深度，而仅仅是因为他还残存着一点说真话的勇气。

    在我们这里，忏悔仅仅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和理论而存在，忏悔没有跟个体的、具象的人勾连起来。作为单个的、鲜活的人，全都湮没在庞大、芜杂的群体当中，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人人都理直气壮地说quot;法不责众quot;。中国人转移别人视线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quot;五十步笑一百步quot;：看，还有人比我更坏、更卑劣，你们谴责他吧，为什么要揪着罪过轻得多的我不放呢？

    于是，关于quot;文革quot;以及此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我们看到的多是受害者的回忆，却见不到一个迫害狂、或者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参与了对他人的迫害的人，写下充满忏悔精神的文字。

    我学过一些法律，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国家的任何一条法律，都没有说要制止人们忏悔--无论是对参与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的忏悔，还是涉及普通人生活中的小事的忏悔。在法律的意义上，忏悔并不是一种禁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说到忏悔便谈虎色变。迄今为止，忏悔者的数量依然是万里挑一。

    我看过一部名叫《莫扎特》的电影。这部电影从一个人忏悔乃至精神失常的回忆视角，展示了一名牧师因为嫉妒莫扎特的才华，而将这名少年天才迫害致死的过程。后来，牧师良心发现，内心无法得到解脱。深重的忏悔精神使他终于陷入难以自拔的地步，他割开自己的血管结束了生命。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它却展示出西方人生命中忏悔精神的重要性。有了忏悔，方有健康的人格状态；有了忏悔，方有饱满的精神生活。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圣经》中讲过一个故事来，我可以复述给你听，给你作为参考--

    有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吃饭，耶稣就去那法利赛人家中。他们在客厅的桌子旁边坐着，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女人，年轻美貌，风华绝代，人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妓女。

    她曾经听说过耶稣的事迹，这位善良的先知爱罪人。她怎么才能走近他呢？如果他在群中的时候，她要接近他，人们就会嘲笑她，而且也不会给她让路，让她过去。她早就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他在一间屋里，而屋里又只有几个人。

    她心里忐忑不安，揣摩用什么方式来讨好先知。除了香膏以外，她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东西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