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前者。这种选择在quot;文化大革命quot;那个惨酷的年代里，意味着牢狱之灾、皮肉之苦，甚至身败名裂、人头落地。

    作为居住在深宅大院里、quot;党和国家领导人quot;子女的quot;天之骄子quot;，郭世英的人生道路与父亲截然不同：郭沫若在quot;五四quot;时代一度曾经是叛逆者，吹奏着新文学嘹亮的号角。后来，为了荣华富贵和官职名号，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伟大领袖的文学弄臣。这时，他虽然地位尊崇，宛如文坛的quot;泰山北斗quot;，却连一首像样的诗也写不出来了。

    他的儿子郭世英，不愿承袭他拥有的这一切，这用良心换来的一切，而勇敢地宣布：我要与一切戕害人性的制度、一切愚弄人的文化决裂，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独立意志和思想的quot;人quot;！

    当年，父亲曾经尝试过走这条道路，发觉代价太大，很快就放弃了；如今，在更加严酷、更加冷漠的体制下，儿子却毫不畏惧地走上了这条风雨不归路--他们的文学社团被定为quot;反革命quot;组织，他以重罪入狱，连父亲也救不了他(懦弱而自私的父亲也不敢出面救他)。

    不久，年仅二十五岁的郭世英惨死在监牢之中。直到今天，他究竟是自戕还是死于谋杀，依然扑朔迷离，相关的档案材料后来都不翼而飞。

    谁能够破解这个谜呢？

    郭世英短暂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悲剧；他父亲漫长的一生，是一场正剧、喜剧与丑剧的混合，虽然更加丰富而曲折，但缺少动人心弦的伟大力量。这对生活中的quot;父与子quot;，比屠格涅夫笔下的还要富于戏剧性。卑琐与崇高、怯弱与勇敢、谎言与真理、黑与白、冰与火……它们的对立，本身就是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

    郭世英的好友牟敦白说：quot;郭世英的生命在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地熄灭，客观的社会环境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quot;假如让我早生三十年，假如我就在他们的文学小组中，我想，我一定会爱上郭世英的。不是爱他的英俊，而是爱他的忧伤，爱他的勇敢，爱他的quot;哀民生之多艰quot;。

    我也愿意陪着这样的爱人去坐牢，甚至为他而死。我对死亡丝毫不恐惧，真的。

    要是我能够拥有一种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爱情，那该多好啊。

    《沉沦的圣殿》和《北大诗选》这两本书，让我感慨的另一个方面是：诗人们的现状--要么早逝了，要么出国了，剩下的也没有几个有quot;正当职业quot;和quot;体面地位quot;的，更遑论继续写诗了。有时，他们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

    天妒英才，莫扎特不正是在病痛和饿冻的折磨之下，才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吗？而那些八面玲珑的庸人，往往得以健康长寿、儿孙满堂，然后等来朝廷隆重的册封。

    掩卷长息，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诗：quot;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quot;所以，让我们quot;化悲痛为力量quot;(沿用quot;他们quot;的说法)，拿起笔来！

    廷生，如果你也写诗的话，请一定给我看看，好吗？也许，你抛一块quot;玉quot;，我也不吝于回一块quot;砖quot;呢？不过，杂文，如你所写的，我也喜欢。

    你再有新的作品，寄给我好吗？

    我愿意当你的第一读者。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宁萱：

    这几年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高温的天气超过长江沿岸的三大火炉。这不是大自然故意跟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