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顺子扑到缺口旁，畅怀地呼吸着。我也下了炕，蹚水走到窗前。

    夜空，出现了点点胆怯的星光，黄黄的，一闪一灭。一片钢青色的浩渺的水，一直伸展到深奥莫测的浓黑的夜幕里。我们这间孤独的牢房，像一条搁浅的破船，沮丧地被围在一片汪洋中间。几声清脆的蛙鸣，又引起我对妈妈的思念：那一条铺着碎砖的小路，那一堵残破的颓垣。这么大的雨，家里的房子会漏的吧？要是妈妈病了，谁来给老人家做饭呢？妈妈常常催我：“快三十的人了，该找个对象成家了。要是我病了，谁来给你做饭呢？”妈妈担心的，只是没人给我做饭，倒不是她没人服侍。平时，她老人家一分一分地节省，总想抠下一点钱给我结婚。但是，在省城里要养活两口人，水要钱，电要钱，房要钱，五十多块钱的工资，维持下来已勉为其难了，结婚，又怎敢妄想呢？蹉跎至今，形单影只，连女朋友都没有找过，青春，就在刻苦的自我改造和勤勤恳恳的工作中悄然流逝了。现在，又被不明不白地送到这个死地，在暴雨下经历了一次炼狱的火，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抨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引用的一位法学家的话，“一个人为了一个罪，在一生中数次受罚，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不禁愤愤不平起来。再想到刚刚经历和现在还笼罩在头顶上的险恶，更是不寒而栗；对自己、对人，都产生了忧虑、绝望和恐惧。妈妈过去常夸我心软，是个善良的孩子，不知怎么，我现在觉得我的心突然变坏，变硬了……

    这窗前多好。这里没有氨臭，这里的空气甜丝丝的……这里有夜空……这里闪烁着星光。星光逐渐近了、大了，星光中有妈妈的脸……妈妈提着小木桶，在铺着碎砖的小路上蹒跚……

    我就这样站在窗口睡着了。

    “多事！多事！多事！……”

    突然，“多事先生”在梦中大叫起来。我揉揉眼，才发现肮脏的玻璃上透过了微微的晨曦。我的头脑发胀，两腿酸麻，只得仍疲乏地靠在墙上。

    “唏……唏……”这次不像是“多事先生”，我看见李大夫在炕上躬着腰，颤颤巍巍地不知在摸索什么。

    “怎么哪，李大夫？”

    “唏……唏……他死了呀……死了……”

    “什么？”“啥？”炕上的人，除了“多事先生”全一骨碌翻身坐起来，原来他们也被“多事先生”吵醒了。

    “怎么可能？刚刚他还是好好的。”“残渣余孽”说。

    “是死了呀，”李大夫带着恐惧的哭音，“刚刚……我早知道……”

    “啥‘刚刚’！”小顺子喊道，“现在是啥时候了，还‘刚刚’，天都快亮了！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

    我们这才从梦里清醒：医生为什么不来？！现在离王富海走时起码过了四个小时。

    我们又一齐围到宋征身边。马力不信似地摸摸他的鼻子，又摸摸他的胸口，颓丧地说：

    “就是，心口都冰冰凉了。”

    死了。生与死的界线只此一步。早上出工的时候，小老头还腆着大肚子，自得其乐地、晃晃悠悠地扛着铁锹，对我说，劳动就是好，现在他吃得香了，肚皮小了，老婆对他不满的烟也戒了，还学会了打炉子打炕；他深刻领会了毛主席要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他还能再活二十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还没走到桥头，他就被喊了回去。而现在，他的“心口都冰冰凉了”。

    “呜呜……”“残渣余孽”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他是个好人啊……呜呜……是个好人啊，说我是反革命还差不多，他是不会反的呀……呜呜……”

    “残渣余孽”在军阀的枪械所做了十几年工，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一直在这个农场的机修厂干活。有人嫌他历史上有污点，借故降了他一级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