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正常发育的男性。“校花”也没有错，因为她终究是个女人。而在那时的我看来，只要是女人，就是有罪的。错的是我，认错了对象，把自己置于这不尴不尬的境地。

    其实总的来说，我们在一起三年来合作还是主流，对抗只是支流，成就还是主要的。在我还对女性有兴趣的年代里她几乎接纳了我的所有冲动。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她。所以我认为我的忠告是善良的，甚至是伟大的。

    她听了我的分手演讲，竟然在打了我一巴掌后哭着跑了出去。真是他妈的让人费解的女人。

    我执意拒绝了爸爸想亲自送我去上学的好意。离开家去北京上学的那天，继母偷偷塞给我一个小纸包。我装作偌无其事地把它塞进了衣服的口袋里。上了飞机后我打开了看了看，是一块玉，碧绿色的，上边栓着一条红色的绳子——看样子她打算让我把它挂在脖子上。我无奈的笑了笑。她也想学电视剧里那些做作得有些让人肉麻的后妈，儿子到外地求学的时候，把她所谓的传家之宝偷偷塞给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儿子……想到这里我几乎就要呕吐了。

    于是我随手把那东西塞到旅行包里，开始憧憬我的大学生活。那个北方小城里让我厌恶的男男女女们通通都见鬼去了。

    其实让他们去见鬼，并不是诅咒他们，而是对他们最诚挚的祝福。魔鬼喜欢破坏，比起爱来，他们更喜欢仇恨，但是魔鬼从不说谎，也不会背叛。

    那一年，我18岁。

    [之二]上海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在这里，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在一掷千金，在把他们的那点挣命赚来的钱花在根本不属于他们的地方，换取一点点对于他们很重要的面子或尊敬。任何人都可以在上海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因为它太大了，可以容纳一切光明磊落和鬼鬼祟祟。可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个例外。

    我生命中的上海是个阴郁和孤独地方。我生在上海的一幢红色的洋楼里。那座楼房只有两层高，可它却是属于我们家的。听保姆说，那是我爷爷的父亲当年在上海滩摸爬滚打置下的唯一保留到了今天的家业。楼的样子很难看。夏天的时候，楼的外墙上会生长出许多绿色的爬藤状植物，并会招致无数的蚊子和飞虫。楼里面却是冬暖夏凉的。我很想从房屋的构造上探求一下它冬暖夏凉的原因，但是我对建筑是一窍不通的，因此这个从童年时代就困扰着我的问题直到我死的那天我也没想清楚。但是有一点我很感激——这幢楼房没有让我得上风湿之类的病，却成为我心中的巴士底狱，也就是我一生反抗的刺激物。

    说实话，我对这座不土不洋的楼房痛恨不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母亲很喜欢它。她喜欢在仲夏的傍晚到楼外的绿地去散步，和对面公寓里的那些体态臃肿的家庭主妇们吹嘘我们家的楼。当然吹嘘的内容有的时候还扩展到她那能赚大钱的丈夫和她那又漂亮又乖的女儿。我不喜欢她和别人谈论我。我不喜欢任何人谈论我。但她是我的亲妈，她给了我生命，这也使得她有权利在其它人面前谈论我。

    母亲是那种神经质型更年期提前的妇女的典范。她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像个国民党女特务般监视身边的所有人，尤其是我的一举一动。她没有被国家情报部门吸收，对此我深感遗憾，否则她一定会成为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最最憎恨的女人。

    可惜的是，那些本该由帝国主义国家们受的罪全部由我代替承担了。她总是能准确无误的在我和同学电话聊天的时候以一个完美无瑕的借口闯进我的房间，并且能够把我的日记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最厉害的是她居然知道我所在的班上所有男生的名字并和我们那以八卦、虐待狂倾向著称的班主任建立了姐妹般的友谊。

    她是一个定制法典的天才。她所给我立下的种种规定和限制体系完善、奖惩合理，让人叹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