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旧戏重演，中国文学史上不知上演过多少回这种“回到老庄”去的归路，结果如何呢？继此之后，人们是否准备再次迎候帝王登基呢？是否甘心再次把个人的不在场和苦难当作自然的来“清静无为”地消化掉呢？是否决心再次“难得糊涂”的高士，把“无所住心”当作精神品质的最高要求？

    还有另一种老生常谈：文学是人学。但这个“人”是需要界定的，即是每一个孤独的受苦的肉身存在。文学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渴望在场的肉身在者的忧心和关怀。它在属于个体的肉身存在的言说中救护无辜不幸者和犯罪的不幸者成为人。“寻根”文学并不会使，甚至不想要使中国人成为个人，而是成为中国人。单个的位词被消解在普遍的名词里，于是，个体的身位就被一笔勾消了。

    这一代人的文学当然不会甘心重陷中国文学史上的无数次恶性循环。生存的不在场已经敞开，新的文学已有决心把我们带出“中国的……”，从而使中国人成为个体的人。

    五

    “五四”文学作为汉语文学的新开端，不幸被中断了。“四五”文学的命运如何呢？

    当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不能等同于“四五”文学这一概念。后者指当代文学中实际存在的一股潜流，其主体是青年作家。时至今天，文学还没有获得自由的存在权。

    当今文坛最诱人的口号莫过于“走向世界”。事有凑巧，德国文学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走向世界”，俄罗斯文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走向世界”。中国文学会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走向世界”么？何谓“走向世界”？

    的确，这世纪末的中国，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在各门艺术领域都出现了一些独特的个体言述。这确是一个难逢的时代，它可能将是中国人找寻自己的个体肉身存在以及精神素质得以脱胎换骨的时刻，文学将使汉文这种肉身性语言回到个体的存在场所。这才是真正的“走向世界”——实存之在世。从历史来看，这是不难理解的。不管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文学，还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都为理解和言说这个实存的在世注入了新的精神血液，同时还形成了自己民族语言的新的文学传统。自此以后，文学大师代不乏人。即使在苏联这样制度下，俄罗斯人仍然有自己懂得的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耶夫、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

    从新一代的汉语文学中，还见不到能为理解和言说这个实存的在世注入新的精神血液的力量。要指望这一点能得以实现，首先要求文学叙述重新命名——为无名的个体肉身命名。我坚持以为，不把雅典和那路撒冷精神“据为己有”—— 用当代法国哲学家利科尔（Paul Ricoeur）的术语——汉语文学叙述不可能返回个体肉身，汉语文学也不可能进入世界——实存在世。

    仍然是七十年代末的油印文学刊物中的一首诗这祥写追：

    我们像块木头

    被捎着、创着

    钉着、锯着

    最后，连自己看着

    都陌生了

    对整个宇宙，我们还将

    嘲笑他说：

    心，总是那一颗。

    这首诗凝聚着一代人的个体遭遇和不在场，凝聚他们肉身存在被抹去的记录。但这个世界上绝非只有中国人在受苦。这一代人的文学也许会把我们带出中国，进入世界。而所谓进入世界，不过是换一种景观，从存在的根性、从个体的处身性而非仅只是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性来审视个人的困境，更确切他讲，从个人与末世论的关系进入个人的生存处境，那样的话，也许汉语文学就能更深入地透视中国人的特殊的存在，进而为世界文学提供出汉语文学的经验。

    汉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