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中国文学也与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有瓜葛。这不仅因为语境不同于西方的语境，更重要的还在于，西方文学家那种源于雅典和耶路撒冷——希腊精神和基督精神的审视个人命运和世界苦难的景观，中国文学家毕竟至今尚未据为己有，尽管明显有此意愿。

    为什么汉语文学家不再满足于用儒道释来审视个人的命运和存在的受苦？是因为西洋文化的“侵略”？绝非如此！是因为中国人的受苦和不幸没有西方人深重和悲惨？绝非如此！与之相关的，只是个人的精神意向，进而是民族的精神意向。命运、不幸、受苦，只有形式上的差异，而无本质上的差异和痛苦程度的差异。

    “四五”一代文学尽管与“五四”一代文学有种种外观上的相似，却具有内在品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乃是信与不信的差异。尽管也可以在外在方面找到某些这两代文学的差异——例如，在“四五”文学之前，就不曾有过地下文学，而“四五”期间，则出现了“地上”和“地下”的文学，但这些差异都不是本质上的。

    笛卡儿主张，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一生中有一次对一切稍有可疑之处的东西加以怀疑，只有通过怀疑，才能证明我在，才能找到认识和确信的确切可靠的根据。胡塞尔则告诫，为确保认识的可靠，首先应该悬置存在的判断，把思引回到先验的纯粹自我。西方哲学家的这些理论规定，在“四五”一代人那里成了生存论上的规定。“四五”一代绝非从西方哲学的教科书上得悉怀疑原则，而是从自己切身的个体遭遇中用泪浸泡出了怀疑原则。

    “五四”一代的追寻热情看来高于“四五”一代，他们相信，尽管有苦闷、仿惶，总是可以找到某种理想的。与此相反，“四五”一代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某种理想，他们也真诚地信奉这种理想。据说，追寻理想不是他们的事，他们的使命就在于实现理想。

    追寻真理是“五四”那一代人的夙愿，他们经历干艰万苦终于寻到了真理，这就是由日耳曼式的普罗米修斯所宣称的真理。现在还提出重审理想，就是落伍于时代。

    追寻到的理想也有可能是伪理想，整整几代人的青春、鲜血和眼泪被用来涂抹渎神的偶像，受人操纵的历史进程竟在积累和增加人类的罪恶——而基督的上帝并不操纵历史，相反，他以未日审判来批判历史，并让自己的独生子惨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洗赎人类的历史之罪。但他们依然虔信。当然，“五四”一代没有理由苛责他们的历史理想，但他们也没有权利非要我们信奉这种历史理想。

    “四五”一代从虔信走向了不信，这是对种种伪理想的拒斥。他们不再盲目地相信什么。“四五”一代的文学恰是这种不信的表达。

    这种不相信绝非等于不再追寻真实的信仰。这一代人的不相信是对盲信和轻信的厌恶，是对种种伪信念、伪理想的呕吐。

    从这种不相信中，也会产生绝不再信什么的可能。“四五”一代文学可分为两个层次，也可以说两代人的文学。这就是经历过文革十年的一代和文革十年以后诞生的一代。就前一代人而言，他们自幼受理想主义的熏染，理想主义在信念的反叛中仍留有痕印，而后一代人则从诞生之日起就受一无所信薰染。

    当人们不再用伪理想主义的景观来掩盖个人存在的无辜不幸，不再用个人的生命去填充历史必然这个骇人的深渊，又用什么景观去审视生存的不幸呢？

    这一代人的文学已经开始学会尊重个人的生存的不在场，并打算透过存在的深渊去窥视超历史、超民族的个体实存的位置。

    三

    由于这一代人独特的内在品质，这一代人的文学很容易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心心相映。伪理想的理由被驳回，个体存在的深渊敞开了令人恐怖的裂伤。

    早在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