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社会学的彻底分离尚悬而未决，社会学言述是否真能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倡导者韦伯本人也并末完全做到，是否能完全不带个体因素，仍在检讨之中，但社会学言述的形式已基本形成规范。

    现代汉语哲学的言路中，社会性言述与个体性言述的分离当未完成。民族理念对个体理念的道义性剥夺仍为一个无意识情绪。

    张志扬的哲学言述纯粹是个体性的我在呢喃，个体言说的我属性极为明显。哲思在此决意要重返我在之位，寻回个体性在哲学言说中的本位。

    返回我在言说我在不就是否弃政治言述，而是按社会科学的要求，政治言述必须是另一种与哲学不同的语式和言路。

    四

    西塞罗曾声称：Errare，meone，quam cum isti：vera sentire. Disput. I,17,39（我宁愿与柏拉图一起犯错，也不愿同那伙人［指毕达哥拉斯信徒］一起正确。）这段申言表明哲学言述的极端个体性和我属性。其恰切性限定在个体性言述之域，不能伸展到社会性言述中去。两种言述的实质性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无对错可言，后者涉及论断的对错。哲学终归是一种信念的表达，心性的言语生成。

    舍勒读完《存在与时间》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是日常的哲学，我的哲学是礼拜天的哲学，礼拜天把光亮投向平常的日子。对此，海德格尔也许会说，没有平常的日子，哪有礼拜天的来临。

    这里显明的差异不涉对与错，而是心性、气质的差异。如舍勒所言：海德格尔性近希腊智者，他自己性近希伯来先知。

    社会性言述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后，哲学言述中的语文学方面仍然是必要的。指向自我理解及个体间交互自我理解的个体性言说，需借助语文学分析来推进理解行为。

    指出哲学言述活动的个体性本质并非在为相对主义作证。真并非是言说者的所有物，而是诸个体言说在言说中所趋之他在地域。在之真是个体性的倾身所向。

    五

    寻回个体性之我在，在当代汉语哲学语域中难免为一场本体论上的角力。张志扬不仅意识到民族理念在汉语思想中对个体之在的删除，而且感到当代汉语哲学中作为理念来使用的“中西方文化”对个体之在的本体论索回的删除。他不得不“在中西两大文化壁垒的夹隙里寻找现实的立足点，即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问题是：谁使他“不得不”。

    中西文化二元景观百年来一直是汉语哲学的一根束身绳索。束这根绳索的哲学言说固然受了民族理念的道义压迫，但毕竟是言者自束。中西文化二元景观并不构成哲学言说返回我在的决定性的障碍。哲学言路重返我在的本体论，这根绳索会自行解缚。

    在哲学言路中寻回我在之所以“乃是一个几近生存悖论式的难题”，张志扬提供的最终证据是：形而上学地加以理解的文学和意义——书本对此在的剥夺。“每翻开一本书，我总是发觉意义飘浮在文字之上，就像书飘浮在人生之上，就像人生飘浮在我之上一样。我飘浮得厌倦了，想抓住人生，但抓住的却是书本，却是意义，却是文字，结果，还是光秃秃来去无牵挂的我。”（第20页）“中西两大文化壁垒”不过是由书堆砌起来的卡夫卡式的城堡。在形而上学地加以理解和使用的“书”中，张志扬看到了他以为根据并不充分的对我在的应然要求——“书”，就是上帝虚荣的使者。上帝说：“你必须”。于是书就把“你必须”变成“我应该”。（第19页）

    在此言路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张志扬如何对此在作本体论的描述。他的描述很简扼，我在即残缺：“我，归根到底是残缺的”（第3页）；“我上升不到类，我走不到彼岸，我只是向无限的他者无定向地敞开”。（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