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对此说了许多。其实，倘若哲人所构造的话语仅供自己享用，或供哲人们交互欣赏、辩难和闲谈，不至于那么有侵犯性。问题在于知识的创构也被用来出售。

    柏拉图《普洛塔戈拉斯篇》中记述，苏格拉底与他的年轻朋友es谈论到Sopes（旧译智者，实指专家）的讲学时，论及知识的买卖。es们传授的那种知识学问。相反，苏格拉底抨击那些有如卖食品的商贩，不管卖的什么食品，总大肆吹嘘食品有益身体。其实这些商贩并不懂所卖食品对身体有害还是有益，正如Sopes们并不知自己卖的知识对心灵有害还是有益，买的人当然也不知道。（Protagoras,313 c-e）

    苏格拉底要说明的是：哲思哲言首先而且主要关涉的是个体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解，此谓心灵的滋源。随后是关涉交互个体的自我理解，世界理解只有在个体的自我理解中形成，哲思—哲言原初地是个体生成性的。

    个体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解在言述行为中呈现为我在的言语生成——我在的呢喃。无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诸先贤，还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诸后贤说过多少宏言，构造过多少语汇，其言述原初地是个体性的。作为个体言语生成的我在的呢喃比哲学言述更为源始，因而是本体论上的规定。当我在的言语生成的本体论结构被破坏，我在的言语生成在哲学言述活动中就失位。汉语大陆哲学误域四十年来的基本言变即我在言述之失位，其源为：个体我在之身位在理念上被历史理性抹去，在实存中被社会转型取缔。

    对我在之言说在当代汉语学语域中的失位，张志扬感受颇深，他在一书的前言中说：“我说”，别提我说前的战栗——那真是一种发抖：‘我要说了’、‘我能说吗’、‘凭什么说’……直到我冲出口，仍是一面抗争地说，一面还恐惧地听。”（第1页）

    “我说”的如此尴尬和惶恐证实了个体言说的本然结构被破坏的程度。我曾经简要他说明过这种破坏的发生过程：全权话语对我在的呢喃的道义性剥夺。但另一种追义性剥夺已早于全权话语而发生过了。

    三

    现代中国社会结构几经失序，相当多的哲人因此转而致力于社会哲学、社会思想或历史思想；这种转向伴随着言述结构的转位：由个体之位转向民族或国家之位。

    现代汉语哲学言路一再转位有其历史原因：肇始于清末的民族危机感至今是汉语哲学语域上空的一团闷云。

    但民族危机本身并不构成个体言说在哲学语域中失位的决定性因素。欧洲哲学史上，在民族危机中依然呢喃我在的哲人并不少见。现代汉语哲学中呢喃我在者也非绝无仅有，尽管在言路的进度和广度上颇为蜘蹰。个体言说在现代汉语哲学中的失位，不是由呢喃者的多寡来指示的，失位的原因也不是由民族危机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汉语思想传统中的民族理念对个体的道义要求来指示和决定的。民族理念对个体理念的剥夺在古代哲学中甚至浸淫在我在的呢喃中。然而，它毕竟是理念性地制约着个体言说，更何况儒家之心学言路、道家之无学言路以及佛学之空学言路各自设置的自为语域维系着个体言说。当代语域则是社会机理化全权意识形态性地制约着个体言说。

    个体言说的失位转换为民族性或国家性言说，为民族和国家立言，对他人身心健康是有害还是有益，未被作为社会性言述加以特定的检审。

    政治、社会题旨占据着现代汉语哲学的主要题域，即使是一些传统的哲学题旨的言述，常隐含着民族政治问题开药方的意图。但二十世纪的思想经验是：为社会—政治言述确立专门的语式结构和言路，其规范为价值中立、信仰中立和可论辩—可证伪性。社会学言述的形成使社会—政治题旨从传统的哲学言述形成中分离出来。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