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称重，再烘干，测含水率、比重、热值等等，有生以来我对一件事物了解得如此透彻。我用翔实的数据说明了焚烧垃圾的经济效益：焚烧发热可以发电、供暖、节省煤电。烧的热水可以开澡堂，门票每人一元。还可以开咖啡馆，每杯咖啡两元。尽管言之有物，数据确凿，我还是激怒了系里的教授们。因为大家都是搞垃圾填埋的，如果垃圾拿去焚烧了，就没有人愿意填埋了，他们就会失业。尤其一个技术员出身的老太太简直就是义愤填膺，她养了十几年的蚯蚓——让蚯蚓吃垃圾，真是亏她想得出。她根本不相信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对垃圾实行大规模的焚烧处理。

    只要我不开口说话，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文静的南方女孩。然而不久之后我还是摇身一变，变成了“幸福大街”声音尖薄、面容模糊的女主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事实。尽管我的功课不是那么好，但我仍然是系里最谦卑恭良的女学生之一。这个转变过程非常复杂，但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岁月和流年。尚且非常年轻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小龙。叫小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我爱上了他。爱上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耗费了所有的精力和才华来争取这个名叫小龙的人。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连美国都可以被炸，我不相信一个普通人的悲喜能够带给别人多大的感触。每每在昏暗的酒吧对着寥寥可数的听众唱歌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小时候，一个小女孩的目光。它穿过冰冷的玻璃，落在默默无语的白糖饼上。她不肯说她要。

    海豚宾馆和魏晋南北朝

    在那些白开水一般的青春岁月里，我常常坐在图书馆的馆藏室里，翻看业已发黄的二、三十年代的旧书。关于胡适、陈独秀、梁遇春、张恨水、叶公超、李金发……那个年代人们敢于陈述各种主张，关于艺术和诗，爱情和革命，机智而热情。我常常一个下午都坐在那里，抄抄笔记，或长时间地发呆。我并非一个爱动脑筋的人，脑子里常常空空的，只是静静坐在那里，打发漫长的下午时光而已。图书管理员已经四十多岁，身材高挑，头发微卷。她有点老了，但仍然很美，甚至还很性感。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女人超过四十岁还那么美。这些书可以拍照，她说，但是不能复印。她声音柔和而礼貌，就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她应该有情人，一个完全配得起她的情人：身居教授高位，儿孙满堂，白发在鬓，但仍步伐沉稳，声音洪亮。我过去常常想象他们在大房子的无人看见的昏暗角落里，在那些被遗忘的死人的书中间，迫不及待地拥抱、爱抚、亲吻，悲叹这场黄昏恋爱的艰辛和来之不易。而死人的书静静地立在某个书架上。

    这个图书馆历史久远，通体为红色的砖墙。因为时间的缘故，颜色有些斑驳了。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层层叠叠的，直到冬天才肯褪去深绿的外衣。图书馆如一个寡言的老人，时常静默于黄昏的余晖之中。透过窗户，常常看到远处屋顶上残余的霞光，黑色羽毛的鸟儿划过逐渐暗淡的天空。

    这个学校有两万多学生，但大多为理工科，这些死人的书对他们是不实用的，所以这里来人极少，经常就我和一两个老头儿。有时某个管理员就趁着人少，在阅览室里哗啦哗啦地洗衣服。我穿着厚实的棉布裙子——从南方带过来的，戴着眼镜，用红色发卡别了头发，坐在扶手椅上。这个图书馆的书是不能外借的，只能在这里看。整个下午我都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那个美丽的管理员说：同学，闭馆了。我就温顺地把书还她，收回我的学生证，收拾书包离开。每天如此，礼拜六、礼拜天除外。

    春天到了，图书馆门口的路边贴出了告示。

    天气逐渐变暖，请大家注意空气中的微尘和花粉。已经有三十位同学因花粉中毒住入校医院。请大家远离一切产生花粉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