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民把他当成一条大鱼打捞上来，放在一块马鞍形大石头上，让他俯卧出马鞍的形状，挤压他的肚子，迫使他吐出一肚子咸涩的海水、还有少许苦涩的胆汁而绝对没有食物的残渣。一群黄埔军校的校友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和照片，为他号啕大哭，为他奔走呐喊，呐喊声感天动地。他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分得到了认可，得以享受了毕业分配时的少尉待遇，接着就办理了退伍手续，成了拿少尉退休金的退伍军人。

    明叔在人民武警部队工作的小女儿来看望从台湾回来的大伯，大伯盯着小侄女的肩章，眼睛唰地一亮，“啊，你也是少尉，你跟你大伯是一个阶级！”

    这位大伯刚刚领得了一个退伍少尉的津贴，就对一个怀抱幼儿、流落街头的寡妇产生了悲悯之情。寡妇的丈夫也是一个败退孤岛的军人，不知因何种罪名病死狱中。贺石用退伍少尉的津贴承担起扶危济困的责任。这位寡妇就是偕同贺石回大陆探亲的夫人。

    “我知足，我很知足！”贺石劝慰久别重逢的亲人，“事后想一想，我对老蒋、对‘党国’也有不忠诚的时候嘛！”他用肩膀碰了碰堂弟，“我窝藏过共匪要犯嘛！我们都还活着，而且见了面，我就很知足了！”

    他从行囊里取出一个金戒指，送给我三姨。

    三姨说：“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二个金戒指了！”

    “那么，第一个金戒指呢？”

    “那是在四一年嘛，我把它串在裤腰带上，后来就成了我们的革命经费。”

    “啊，怪不得我打了败仗！”

    大家笑得爽朗，却也笑得苦涩。

    深夜，人们都已熟睡的时候，堂弟与堂兄悄悄出现在客厅里。只有一盏落地灯伴着两位老人，用柔和的灯光阅读他们脸上的历史。

    “石子，你为我受苦了！”

    “你为我受苦了，胜子！”

    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胜子说：“我梦见咱爷了？”

    石子说：“我去坟上看了，咱爷在黄土底下还攥着咱俩的红项圈哩！”

    一九九七年三月，贺石病逝于台北，终年八十二岁。

    贺石临终前，在病榻上给我姨父打电话说：“胜子，关爷派周仓来叫我了，我要先走一步了。”姨父说：“你说过还要回来哩，怎能走了呢？你要给周仓说说，你还不到跟他走的时候。”贺石说：“周仓说，他就是带我回去哩！”

    我没有见过贺石大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去看望姨父时，才得知贺石大伯已成古人。姨父问我，你知道台湾新党的F先生吗？我说知道，常在报纸和电视新闻里看到他，一个长得很帅气的中年人，是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姨父说，他就是贺石抚养成人的养子，曾留学美国，拿到了两个学位，当过蒋经国的秘书，眼下，正为两岸的统一奔忙，很有出息。

    我到坡底镇看望了狗娃夫妻和留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女儿。狗娃表弟也有五十多岁了，两鬓已经斑白。他领我去看了关爷庙，那里仍是镇上的小学。正是放学时候，我们进了大殿。阳光从雕花的窗棂里斜射进来，把扑朔迷离的光斑和一根根老柱子的阴影印在地上。大殿里静悄悄、空荡荡的，好像仍旧是聚会的地方。地上铺着清朝乾隆年间的方砖，却留着一大块没有铺砖的黑土地面。狗娃表弟说，那是当年关爷站的地方，大殿小修过几次，怕关爷回来找不到地方，就留着这块黑土，让关爷回来时落脚。

    出了关爷庙向东，在村边小河岸上，有狗娃表弟的长长一绺“责任田”。麦苗绿茵茵的，长得很旺。他在地头拔了一株野草说，这草小名“毛毛狗”，大名野麦穗，活得可泼皮了。我问他，草都有个大名，你咋没个大名？他说，我爹回来时，我也问过。我爹说，你就叫狗娃，贺家的人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