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的工作实践中继续认识其严重危害，务必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接受这一深刻教训。

    在省会人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我站在高中学生的队列里踮起脚尖，看见姨父身穿灰色中山装，站在检阅台上，不时与他左右两边的首长或颔首低语、或谈笑风生，好像释去了重负的样子。但他下了主席台，就问我三姨：“你猜，我刚才想起谁了？”三姨说：“那些没能活到今天的好同志。”姨父叹息说：“是啊，可我，还想起了贺石！”

    12.星星跑了

    当胜利的礼花撒向天空的时候，贺石是掠过姨父心头的一道阴影。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岁月里，贺爷的经历又成了姨父心灵深处的伤痛。

    建国初期，贺爷、贺奶跟我姨父一起住在K市保定巷的一个四合院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太岳根据地已经成为历史。贺爷作为太岳根据地的专署谘议、民主建国会主任的职务已经不复存在。姨父和他的同志们日理万机，一时没有想到还需要给贺爷安排新的工作。贺爷并未介意，正为儿子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成功而过早地得到了安度晚年的喜悦。三姨说，本来有可能使贺爷感到不安的土地改革，也由于国民党已先于共产党没收了贺家的全部土地与贺爷“失之交臂”，连一顶“开明地主”的帽子也没能戴上。

    我在K市街头看到过贺爷。那时的贺爷不过五十岁出头，蓄着花白短髭，身材依旧高大，着灰色中山装，眉宇间藏不住昔日的英武之气，手中却掂着一个与他的风度颇不相宜的菜篮子，向菜贩儿露出慈祥的微笑，从不讨价还价，从不挑挑拣拣，从不看秤杆儿高低，交了钱，掂着空篮子就走。菜贩儿在他身后喊叫：“老同志，菜忘了！”他就自嘲地笑着，“哟，可不是，我差点儿把自己都给弄丢了！”

    我作为K市高中腰鼓队的成员在鼓楼街打腰鼓时，又在街头观众的行列里看到过贺爷。我感到他不应该只是古都街头庆贺解放的一个看客，因而格外卖力地为贺爷敲着腰鼓，还即兴发明了一个高高跃起的动作，扯起鼓棰上的彩绸作“飞天”状。人群里的贺爷便露出落寞的微笑。但我不会想到，当我到了报社，成了记者娃娃，参加了省直机关土改复查工作大队，而且听了姨父所作的动员报告，决心抓住“民主革命的尾巴”，奔赴一个山村经受考验的时候，贺爷却要接受山那边一个农会的清算斗争。

    一九五二年春天，姨父应该有一副好心情。他作为h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在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以后，又兼任了“治淮指挥部”的秘书长。他好像总结了大禹和大禹的父亲鲧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治水的经验教训，采取了“蓄泄兼顾”的方针，全面展开了五个大水库的建设工程。土改复查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收尾工作，也在全省广大农村胜利地进行着。

    那一天，姨父出席了治淮工程的模范表彰大会，给一批大禹的子孙们戴上了红花，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家中，看门兼管收发的老人交给他一封信，说是来自他的家乡的两个民兵送来的急信，他们住在省政府招待所等他回话。

    那是一个盖着“L县农民协会”大红印章的公函，或者说是一个措词严厉的“通牒”或“勒令”，大意说：贺雨顺是坡底镇首户地主，有严重剥削行为，且长期担任L县政警队队长、保安大队长等重要伪职，历史上犯有严重罪行，民愤极大，必须把他交给群众，接受斗争，进行彻底清算，等等。

    L县民兵的到来也惊动了省政府主席齐楚。抗日战争以前，齐楚以高中国文教师的身分为掩护，任地下党豫西特委书记时，就是我姨父的上级。齐楚对待同志的诚挚、厚道及其小脚老伴为秘密来去的地下造反者提供的葱花儿杂面条，都给我姨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齐楚对贺雨顺老先生曾是国民党县级政权的实力派、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