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感伤的儿歌。

    我和母亲在湖岸北边的柳树下止住脚步。低垂的柳丝如透明的窗帘映着血红的残阳，把我和母亲隐藏在柳阴深处。在西边草地上，父亲和一个女子正在散步。他们背对着我和母亲。但我可以看见，那是一个留短发、穿黑裙的年轻女子。残阳在父亲和那个女子身上镀了一道起伏不定的光环，勾勒出他们并肩远去的轮廓。我来不及分辨她是不是照片上的女子，她已随着我的父亲融入城墙的阴影。那是宋代的城墙，它后来抵挡不住鬼子大炮的轰击，而首先受到伤害的是我的母亲。母亲的身子颤栗着，目送父亲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城墙阴影里远去。我想大声呼喊父亲，母亲却把一颗辣味的糖果塞进我的嘴里。母亲的腹部已经隆起，我知道我将会得到一个弟弟。弟弟在母腹里的心跳焦灼有力。

    我和母亲又坐上刘响的“洋车”回家，留下了老蔡。老蔡缩着脑袋，坐在车斗上噙着烟袋，漠然地望着空旷的湖面。我想他是在等候我的父亲。刘响向我母亲瞅了一眼，就架起车把，一声不响地在回去的路上跑着，一路上没有哼歌儿，气喇叭也没有叫唤。只有一面三角形小旗竖在车把上随风翻卷。他对母亲说，那是“人力车抗敌协会”的会旗，他是这个协会的会员。

    父亲回来时，天已黑了，母亲却“噗”地吹灭了灯。沉默使我感到了黑暗的沉重。黑暗中传来父亲的声音：“我说过的，我只是与她道别。”沉默再次压迫着我。父亲又在黑暗中说：“不要多想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她也要随学校出去逃难，现在只有战争。”

    从此，“战争”作为一个压倒一切的词语储入我的记忆，伴随着一个神秘的女性。这个女性的影子时隐时现，笼罩着父亲的一生。

    紧接着，我就在母亲的学校里看到了“战争”。

    那天傍晚，我蹭上刘响的“洋车”去学校接母亲。学校却变成了一座医院，看不到一个学生。刘响带着我走进校门，就呆了一下，说：“啊，伤兵！”我看到了一群肢体不全、军装上染满血污的士兵。我的视觉第一次受到如此可怕的冲击，如同来到另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满眼都是变样的人形。一条腿和半截胳膊的人，重叠地裹着绷带而变得头大如斗的人，浑身血污、面色蜡黄、目光滞呆的人，脑袋像豆芽一样勾下来，没有声音、没有表情地横卧在操场里，歪靠在墙壁上，如同被刀斧砍伐过、被烈火焚烧过、被野兽的牙齿啃啮过而失去了知觉的一根根树桩。

    教室窗口里却传来骇人的哭叫。刘响抱着我凑近窗口。我看见课桌已经并在一起，铺上了白色的被单。一群头戴白帽、身穿白大褂的人正围着哭叫的声音忙碌。我忽地看见了一只没有血色的大手，那是一只与人体分离的大手，连着一截沾满血渍的胳膊，由一个白衣人用白瓷盘子托着，像是刚刚从树桩上撅断的一截树枝，断茬上挂着乱蹦乱跳的血丝。白衣人把这只手丢在一个白色的搪瓷桶里，手却不愿离去，又从桶里伸出，青灰色的手指颤颤地扒拉着桶沿。一个少了半截胳膊的人正在大声哭叫：“还给我，把手还给我，那是俺娘给我的呀！”刘响哭了。恐怖使我把脸颊贴在刘响的肩上，但在大桶后边的墙旮旯里，我又看见一堆与肢体分离的手和脚，血淋淋地堆在地上。我浑身发冷，我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哆嗦。我把我的手交叉着夹到胳肢窝里，觉得那里并不安全，又急忙把手藏到背后。我看见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正向窗口走来，就踢着刘响说：“回家，我要回家！”我看见大口罩上有一双母亲的眼睛，就“哇”地大哭起来。罩在白帽、白大褂下边的母亲使我感到是另一个人，但我听见了母亲的声音：“快走，不要吓着孩子！”刘响把我抱走时，我挣扎着，向母亲喊叫：“手，你的手？”母亲伸出手说：“怎么啦？我的手怎么啦？”我看见母亲的手还在老地方长着，只是戴上了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