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组织了几个涉及到他的错误言论的批判发言，钟先生的发言火力最猛。据说发言中因为激动，拍了一下桌子，竟使得小手指骨裂，后来治疗了好久才终于复原；父亲自己也在会上对自己险些被右派分子利用、客观上攻击了党作了自我批判……反右运动过去以后父亲除了不再担任副处长，改任谁也不领导而且工作内容颇为机动的专员，但待遇不变，因而他自己并不觉得入了什么“另册”，后来调到军事院校任教，发挥他那经旧海关多年外班工作练就的英语口语专长，也很得心应手，他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跟着共产党走，并且也得到共产党信用的“民主人士”，他在张家口生活得比在北京更心态平静、富有生气，虽然张家口没有西餐馆，不能满足他那吃西餐的口腹之欲，但母亲即使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中、条件下，有时也能给他弄出西式的炸牛排、奶油鱼、土豆青菜沙拉吃，加上又有孙女儿在膝下承欢，那简直有一种足称幸福的感觉……

    然而二哥却给父亲带去了那样一个可怕的信息！他不相信、不承认，并且不愿想像他的档案上有那样一种不仅令他自己，而且也令子女羞耻的印迹，他断定那是大哥因为久久不能入党，而造出的一个谣言，由此他对大哥恨之入骨，并且再不给大哥大嫂复信，凡去信都一律由母亲来写……

    他从未向父亲坦诚地谈过这一段公案。父亲真的能通过断定大哥造谣和怨恨大哥，扫除他心中的阴影吗？他记得，那已是接近“文革”的一个假期，他那时已然从师范学院毕业并已分配到市区一所中学任教，他趁假期到张家口去看望父母，本来一切都很正常，忽然有一天母亲笑吟吟地从食堂回到所住的单元里说：“……人家催乔芝芸和我们家去领苹果哩，盈海你快拿个筐陪我去提……”那本是一桩很平常的事，学院经常在食堂分发给各家一些作为福利补助的“进口货”，大概是父母那座楼里别的家都已闻讯领过了，只有那个叫乔芝芸的和父亲家还没有去领，因而食堂的人见到去买馒头的母亲便顺便作了那样的嘱咐；谁知父亲一听这话便陡然从躺椅上跳起来，将手中的一本英语语法书往地上一掼，脸红脖子粗地吼：“什么？让乔芝芸和我们去领？！不要！不要！！不要！！！”把母亲和他吓了一跳，幸好蒋唱当时到楼下找小朋友玩耍去了，否则一定又要被吓得“哇”地哭出声来……

    后来他弄清楚了，那个叫乔芝芸的是一个年龄已近50的妇女，他见过，望去尽管憔悴，却依稀可见当年的美貌。据说解放前是一张什么报纸的记者，解放后又一度在一张民主党派办的报纸继续当记者，反右运动时因有大量右派言行被划为了类别最为严重的右派分子，而且在大批右派分子都已摘了帽子之后，她居然还未被宣布摘帽，经过一番下放劳动改造以后，那所军事院校也通过有关部门把她调去当了一个外语教师，据说她掌握一门在当年显得相当偏僻的外语，好像是葡萄牙语什么的；在二哥透露大哥信函中的“秘密”前，父亲对乔芝芸的存在，本来是无所谓的，他懂得那体现着共产党胸怀的朗阔：一个政治上如此反动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只要她有一技之长，甚至也可以调到部队的学院里来教课；只要自己和家人少同那姓乔的接触，便不会惹来什么麻烦。他分析，一定是二哥那次不慎在父亲心上划出了伤口以后，父亲便对姓乔的敏感起来，并且一定产生过某些联想，某些疑惑，果然，那天食堂里的人一定是非常偶然地为分发苹果的事将乔芝芸和父母家并提，父亲便仿佛有人将手指探进了他那无形而又无法向别人——即使是母亲——袒示的伤口，顿时暴跳如雷，最后竟语无伦次……

    二哥确实很为无意中伤害了父亲后悔。但二哥出差去了一趟广州，并在那里同恰好也到广州出差的大哥相会进行了畅谈，回来后就又跟他透露说，大哥的入党难，不仅在于父亲的那个“内控”问题，也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