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盈波同鞠琴的关系非同一般。她们不仅仅是老同学。

    在离京城相当遥远的四川省，长江和嘉陵江汇合的地方，是山城重庆。当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重庆仍未解放，但那时国民党的高官大都已然飞往台湾，政权机构也已瘫痪乃至自溃，社会一度呈现权力真空状态。在那一年的9月2日，重庆出现了一场大火，后称“九·二大火灾”。据传是国民党特务放的火，去“救火”的“消防队”用水龙头喷出的不是灭火的水而是助火的油，但事实上也很可能是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的一场偶然触发而无人收拾的灾难。让修重庆志书的史家们去聚讼那场火灾的成因吧，个人的命运，往往与事件的成因无关，而只决定于事件的结果。结果是烧掉了小半个重庆城，而朝天门码头一带最惨，鞠琴的家便在朝天门码头附近，当第二天鞠琴冒着浓烟和余焰冲进火灾区去寻觅她家的屋子和亲人时，已经无从辨认废墟中的哪一方位是自己的家，她也同另外的寻觅者一样，在估量着是自己家的地方不怕烫手地翻找了一遍，终于没有找到父母的尸体。她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哭着离开那炼狱般的火场的。

    鞠琴的父亲开了一家小小麻绳店，两层的木结构楼，是所谓“吊脚楼”，即楼体的一部分悬在山崖上，用长长的木桩及竹竿撑住悬空的那部分楼板，下店上居；那吊脚楼是绝对经不起回禄光顾的，而麻绳及其原料也都是易燃品，鞠琴后来再加上这样的理性分析：母亲是一双小脚，跑也跑不动，而父亲是绝不甘心弃下惨淡经营多年的麻绳店管自逃生的，况且鞠琴曾偷看过父亲扳开墙壁藏金条的镜头——那用竹子斜编而成涂以泥巴的墙板是有夹层的——父亲倘手忙脚乱地去掏那金条，或收拾别的细软，也是一定会赶不及跑出火区，从而可能不是烧死在家中就是烧死在那一带的什么地方了……

    鞠琴上的是在城市另一隅的蜀香中学，那是一家私立中学，学生可以住校，学费颇昂，父母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把她送往那所中学上学的，鞠琴清楚，纵然在朝天门一带，她绝非穷人，然而在蜀香中学里，她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境贫寒的苦读生。

    蒋盈波和鞠琴同宿舍。宿舍里的舍友，以至班上的其他男女同学，还有老师，乃至校长，对鞠琴的遭遇都很同情，但那同情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只可能是不同程度地有限度的，火灾中遭受变故的学生不止鞠琴一个，而人们心中更萦绕着对于未来的期盼、好奇或迷惘乃至恐惧——生活必将发生比一场火灾更为巨大和猛烈的变化，在大时代的嬗递中，个人的悲剧便化为微不足道的事情了。

    鞠琴后来却表示她要感念蒋盈波一辈子，因为她觉得只有蒋盈波一人，似乎是给予了她不打折扣的无限的同情。

    蒋盈波却始终并不认领这一功德。

    蒋盈波记得，自己当时只不过是挽着鞠琴的胳膊，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慢慢走动而已。她记得自己简直并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安慰的话，甚而至于她简直什么也没有说。鞠琴后来证实确实如此。留在她印象里的安慰话没有一句出自蒋盈波的口，后来发动了对她的小小的募捐活动，发动者既非蒋盈波，捐得最多的也非蒋盈波。不错，蒋盈波仅只是一连几天挽着她胳膊，同她并肩，默默地在操场上走完一圈再走一圈而已。

    也许，人在不幸时，最渴求的一非话语，二非物质援助，而是有个人能挽一下胳膊，并肩默默地前行，哪怕这前行只不过是绕圈子罢了。

    3

    谁还记得蒋盈波和鞠琴当年的形象呢？

    当年她们是少女，身材是苗条的，面容虽并非出类拔萃，却绝对像刚刚张开的花蕾。1950年元旦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重庆不久，她们一起去参军，所谓参军，是报考解放军的文工团。她们都被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