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到了1982年，新调整好的局领导班子作出的首批决定之一，便是提拔庞其杉为情报站站长。情报站一共11个人，只有3个党员——一位是体弱多病的秦大姐，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只懂俄语；另外两位都还不到30岁，一个是当“工农兵学员”时入的党，一个是参军时入的党，他们的外语水平都比较差，老实说，干这个技术情报工作原比较勉强——总不能单因为他们是党员，就提拔他们当站长吧？由于情报站党员一贯少，所以向来是同其他科室的党员合组一个支部，新的局党委酝酿技术情报站新站长人选时，支部里争论也很激烈，有的支委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庞其杉当站长，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久也得把他发展进来呢？他够条件吗？”秦大姐倒总为他辩护：“庞其杉多年来一直还是有入党要求的，过去我们帮助他不够，今后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嘛——就算他还不够入党的条件，他担任情报站站长还是合适的。我50出头了，身体又不好，又只懂得俄文，局限性比较大。庞其杉不仅英文很好，法文、德文方面的资料也能处理，他这些年看的原版书很多，对我们这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向有鸟瞰能力。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把他推到站长的岗位上去。”当局党组听到不少尖锐的反对意见，张奇林也犹豫不决时，他找秦大姐长谈了一次。两人冷静地分析庞其杉的问题，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秦大姐沉吟地说：“情报站的人员调进调出，流动性大，自组建后一直没挪动的，仔细想来也就是我和庞其杉两人。据我多年的观察，庞其杉的这种性格，的确有他那知识分子家庭给他打下的烙印——反正我凭知识吃饭，用不着为什么人折腰，所以清高、孤傲；此外，也有他个人生活道路上一些遭遇的因素，比如，我恍惚听说他在大学时有过一次失恋，痛苦得险些自杀。这些人生的变故可能也促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冷化。可是，有一个情况我必须向您指出：庞其杉一旦同你相熟了，他也会变得非常活泼健谈，而且使你出乎意料地感到他非常坦率、非常热心……打个比方说，他好比是一块硬糖，扔到一个水杯里以后，他不会马上溶化，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向最靠近他的一些地方，飘散出他的甜味……这个比方不那么准确，但很能说明问题：他的可溶性未必很小，但他的溶解过程却只能是缓慢的、渐进的。除了这种理智的分析，我有时对他的性格还有一种朴素的感性的认识——那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他之所以不爱搭理人，特别是不爱搭理刚刚调进我们情报站的人，不爱搭理外科室的人，不爱搭理不相熟的人，只不过是他感到特别不好意思罢了……从心理学角度上看，是不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未必有多么深刻的道德品质上的原因，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无法排遣的羞涩，从而不能同周围的人融洽相处？”张奇林后来把秦大姐这番话介绍给了党组的其他同志，反应是摇头、哂笑和漠然。弄得张奇林也疑惑起来：能像秦大姐那么去分析一个干部吗？……

    张奇林的女儿张秀藻，有时会在全家看电视剧时，忽然问张奇林：“爸爸，在你们党委里头，你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因为在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电视剧里，几乎照例总有那么两、三种类型化的干部——除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往往还少不了“糊涂派”（或叫“和稀泥派”）。张奇林遇到这类问题，往往总是微微一笑，所答非所问地说：“没那么简单啊。”是的，生活本身并不像某些电视剧表现得那么简单。不过张奇林并不想批评任何一部电视剧，他也几乎从未完整地看过一部电视剧。他倒想看，但他没有那个时间——即使回到了家中，难得暂时地坐到电视机前，也难免不是电话便是人来，把他又引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

    关于庞其杉是否适宜提拔为技术情报站站长的争论，新党委的成员们恰恰是出于改革心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