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爱搭理人的技术情报站站长。

    中国的社会习俗，起码直到1982年年底，还并不把未经预约地到家里拜访，视为缺乏礼貌。拜访者既往往不以为失当，被拜访者也常常不以为奇怪。当然，这是仅就社会心理的平均状态而言。细加考察，则似乎又与文化水平的高低有关。在农村，农民之间互相串门，是连敲门一类的程序都无须有的，拿脚就可以往门里迈，进屋不用让，不但可以就座，还可上炕。在工人之间，倘是近邻，敲门一类的讲究也可以免去，但一声呼唤却不可少，倘是远造，则势必敲门，但可以敲得“梆梆梆”山响，不必那么文质彬彬地轻叩。一到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敲门这一环节便不能含糊了，敲得急了、重了，主人会感到不快，敲得小了、轻了，里面没有反应时，下一步如何敲，客人不由得要加以节制——一般是由轻渐重、由短而渐长（1983年后，门铃开始渐次出现，到1984年，电子音乐门铃渐趋流行，不过按门铃的心情，与敲门无异）。主方听见了敲门声或门铃声，开门前往往还要问：“谁呀？”“哪一位呀？”（1982年以前，门镜——即可由里望外而不能由外望里的“窥视镜”，尚未普及，装上的，多为外国货——或自己有出国机会时，从海外带回，或托亲友从海外购来；1983年初始有从日本进口的门镜，约10元一只；有了门镜后，问话自然可以取消。）开门时，也往往先开一缝，看清楚了，才让进来，倘来客是找这家的另一个人，而另一人并不在，则往往申明完“出去了”或“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便将门关闭——偶或也客气一句：“不进来坐坐吗？”但客人一看那眼神、表情便都知趣，必答曰：“不啦，不啦。”

    随着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楼的大量涌现，表面上看，人们的居住空间挨得紧密了，但人们的自然联系也随之淡化，邻居之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客人来造访时，那一扇紧闭的单元门，便缺乏杂居的四合院院门的那种随和感，而显得冰冷无情。

    且说正当薛家婚宴达到觥筹交错的高潮时，他们那个院的院门前，来了个中年男子。他眼看就要往门里迈步了，却又抽回了脚去，接着，他便在院门外徘徊起来。看见有人骑车过来了，他生怕别人看出他的窘态，遂装作不过是偶然路过那里的样子，徐徐朝胡同另一边走去，但走了一段，却又折了回来……

    此人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但衣衫整洁，戴一顶蓝呢鸭舌帽，一望而知，是个知识分子。

    他叫庞其杉，是院里张奇林所领导的那个局所属技术情报站的新任站长。为了确定庞其杉是否适宜担任这个职务，前些时张奇林他们局党组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论。

    庞其杉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今年42岁。他一毕业就分配到这个系统从事技术情报工作。他专业外语水平颇高，工作也一贯认真负责，又正当精力最充沛的壮年期，提拔他为技术情报站站长，本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但他这人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单位里有一种普遍的反映，说他不爱搭理人。比如，人家在楼道里、甬路上跟他“狭路相逢”，他老远就把眼皮顺下去，及至临近了，不管人家跟他打没打招呼，他竟含含糊糊地低着头跟人家错肩而去；又比如，局里召开某种会议，他去得略早，坐在了那里，别人后去了，坐在他旁边，会议还没开始，按说可以随便聊聊，他却绝不主动同人搭话，别人和他谈话，他只是有问必答而已，显得非常冷淡。因此，他在单位里毫无人望可言，甚至传达室的工友也讨厌他——他在取信时总是默默而进，取完信又默默而出，难得露出一点笑容。因为他不爱搭理人，有人判定他狂妄自大，有人认为他清高过头，总之是思想意识方面存在问题。他早在1963年就向党支部递交过入党申请书，自然党支部从未考虑过发展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