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村上春树的小说的确常有中国人出现，如“青春三部曲”、、中杰氏酒吧的老板杰，中的中国老师、中国女孩和中国推销员，而且总的说来都属于正面形象。杰话语不多但善解人意、富有爱心，又有幽默感——“他虽说是中国人，日语却说得比我俏皮得多”（）——无论和“我”还是和“鼠”都相处得很融洽，以致中的“我”把一张金额“好厉害” 的支票看也没看就交给了他。中的中国女孩是“我”打工时碰上的十九岁女大学生，“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并且“干活非常热心”，“我”诚恳地向她表示“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对于去外面一所小学考试时偶尔见到的负责监考的中国老师，二十年后“我”还能记起他的形象和他考试前说的那句话：“抬起头，挺起胸，并怀有自豪感！”对于相隔十几年相逢的高中同学、推销百科事典的中国人，“作为我也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2003年我在东京见村上，村上特意强调这个短篇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2004年9月，村上新出了这部名叫的长篇小说，里面再次出现了中国人、中国女孩。女孩同是十九岁，同样漂亮甚至更漂亮，但不是大学生，而是由不法中国人偷运到日本被迫接客的“妓女”。小说开始不久，悲惨场景就出现了：天黑以后她在情爱旅馆接客时，因突然来了月经而被一个叫白川的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衣物也被抢走，赤身裸体蜷缩在墙角吞声掩泣，床单上满是血迹。半夜在餐馆里独自看书的女主人公玛丽因为会讲中国话，通过吹长号的大学生高桥的介绍，被旅馆女经理找来当翻译处理这场“麻烦”，故事情节由此铺展开去。

    很难认为这个中国女孩的遭遇是这部小说的重心，所占篇幅也并不大，但她无疑是上下纵横、虚实交错的小说空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点（point）。围绕着这个点，不同的人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情爱旅馆女经理、职业拳击手出身的阿薰对白川大为愤慨：“为了不让报警，浑身上下剥个精光。卑鄙的家伙，一文不值！”为了不饶过这个“暴打无辜女孩的家伙”，她费了不少周折把监控摄像机里的白川头像用电脑打印下来，送给那个在背后操纵“妓女”的中国男人，以便由中国人将白川的耳朵割掉一只。玛丽则说“看第一眼我就想和她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在了我身上，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而高桥经过沉思后，则认为玛丽的姐姐爱丽正在另一个类似情爱旅馆的地方“遭受无谓的暴力，发出无声的呻吟，流着看不见的鲜血”。事实上爱丽也在仿佛是白川办公室那样的房间里沉睡，醒来后但觉身体变成了空洞，“迄今为止使她成其为她的器官、感觉、血肉和记忆被某人之手熟练地剥夺一空。结果，自己变得什么也不是，彻底沦为仅仅为外部事物的通过提供方便的存在。”于是，爱丽的处境和中国女孩的遭遇之间果真有了一条令人深思的隐喻性纽带。就这三个人态度来说，显然是“善”或类似“善”的情感的流露。这里，作者无疑肯定了“善”或类似“善”的力量，“善”（爱心）最后使玛丽和爱丽双双获得了解脱和再生，也可能使白川少一只耳朵“戴不成眼镜”、使中国女孩的遭遇不至于在异国夜晚完全化为零。

    不过相比之下，作者的注意力似乎更在于由中国女孩的遭遇这个“点”所折射出来的“恶”。恶的化身当然是白川，但白川的恶不同于那个骑越野摩托穿黑皮夹克留褐色马尾辫强迫同胞接客的中国男子的恶。概括起来，白川的恶或白川式的恶有这样几个特征：一，“身高、体形和发型都极为普通，在大街上走碰头也几乎留不下印象”，是个外表没有任何个性特征的普通家伙，但用阿薰的话说，“普通的家伙才最凶不过”。而这同爱丽房间里用半透明面具掩住面部特征——这也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