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令人惧怵之处”——的“无面人”在实质上正互为表里。二，衣着考究，整洁利落，文质彬彬，根本看不出是嫖妓之人，“更不像野蛮殴打对方剥光衣服拿走那一类型”。三，作为电脑技师，不仅敬业，技术上也是“头号高手”。无论多么复杂的故障都能手到病除，用他的话说就是情况再糟糕也能“把球击进穴位。”。四，近乎怯懦地神经质，精神压力大。下班前“以严峻的神情久久凝视”和检查自己映在镜子里的脸。回家后睡不着觉，“身体在诉说实实在在的疲劳，无奈脑袋里有东西不让他睡，有什么堵着不动，而他又无法躲开那个什么”。五，丝毫没有作恶意识和愧疚感。回家前他在办公室一件件取出从妓女身上剥下的衣服，脸上自始至终浮现出“这样的物件为什么会在这里呢”的神情，冷静得俨然“在发掘不远的过去的寒伧的遗迹”。

    这些特征表明，白川确乎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他身上的优缺点也是常人可能有的优缺点，全然看不出是个 “卑鄙的家伙”，甚至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鄙。说不定，他是单纯地从交换价值这一角度看待自己的行为的——我出了钱，作为交换，你提供性服务；而你因突然来了月经未能提供，作为交换，理应挨打，一如因为我是电脑技师所以电脑坏了该我加班维修，因为加班晚了所以该由公司出钱让我搭出租车回去，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换言之，白川式的“恶”已不再是常规形态、传统形态的恶，不再是“绝对恶”，而属于超出善恶标准的、甚至超出了恶的恶，因而有可能是现代社会中更带有普通性、更可怕的恶。

    其实“恶”很早就已出现在村上笔下，乃是横穿村上小说世界的另一条干流——虽然此前我们注意的大多是其作品主人公自我呵护之余的“善”、爱心或温情——例如中的“先生”、中的“夜鬼”、中的渡边升和剥皮鲍里斯，以及中的“父亲”或“琼尼·沃克”等。但这些作品中的恶大体是“绝对恶”，并且比较模糊：人物形象模糊、行为方式模糊、时间地点模糊。但中的则是“相对恶”。并且人物形象清楚：年龄三十五六，扎领带穿皮鞋，架一副金边小眼镜，“长相给人以知性的印象”。行为方式清楚：挥拳殴打、剥光衣物拿走。时间地点清楚：晚间10时52分，“阿尔法城”情爱旅馆404房间。惟一模糊的就是恶与善的界线或者恶的本来面目，而这种模糊的恶或“无面人”的恶恐怕正是交换价值至上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的恶的主要形态。它既不同于恐怖分子的恶和萨达姆式极权主义的恶，又不同于太平洋彼岸霸权主义的恶，更不同于杀人放火等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恶，它发生在日本社会又不局限于日本社会，因而是更应警惕的恶。

    而村上本人也早已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他在2002年一次接受采访当中谈及写完之后的打算时说：“往下我想在小说中写的还是关于恶的，想从各个角度去思考恶的表现和形态……下回我想写既是象征性的又有细部现实感那样的恶。归根结底，恶这个东西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同卑鄙、怯懦、想像力匮乏等质素联系在一起的。”（《村上春树编：少年卡夫卡》，新潮社2003年6月版）

    村上春树为什么要把“恶”安排为流经作品的一条干流呢？为什么对“恶”的发掘如此执著呢？我想首先是因为创作本身的需要。他在出版后不久接受采访时说：“关于恶我始终都在思考。我认为，为了使我的小说具有纵深感和外延性，恶这个东西恐怕还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描写恶。”他认为写小说是为了寻求同他人之间的Sympathy（同情）的呼应性或灵魂的呼应性，“为此就必须深入真正黑暗的场所、深入自己身上真正恶的部分，否则产生不了那种共振。即使能够进入黑暗之中，而若在不深不浅的地方适可而止，也还是很难引起人们的共振的——我想我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