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盼望，才会说出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

    “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

    我望着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一句话，对着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的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着跑到洗手间去，流下大滴的泪来。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

    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

    “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的开着车，好笑的对我说。

    “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一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外的和风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希望。“你喜欢他吗？”

    “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

    “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老人，居然会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住着。”

    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了，绿色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一场梦。

    我们待在那儿，定定的注视着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

    “加里今天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