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的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回答我。

    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我叹了口气。“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

    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的、有礼的接待了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

    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

    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

    “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着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荷西苦恼的说。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的烂死，我不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的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

    “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着咖啡，抽着烟的英国太太嘲笑的望着我们。

    “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的盯着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

    “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法。”

    “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

    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的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

    “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着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的的脚撞到了床角，脓血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的说着这句话。“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

    “我们能签吗？”

    “是他的谁？”

    “邻居。”

    “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

    “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典，叫你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加里呆呆的望着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

    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

    我第一次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说出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个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对生命已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