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的以及茶桌茶椅来到他的面前，高提着铜壶往他的茶杯里续水，可那一线开水却没有当当正正射进他的茶杯，还没等茶水在杯口上微微隆起就赶紧收住。

    可能是个冒牌的茶倌。胡秉宸身上没有带着文件，联系人也不知他的来龙去脉，除了单线与他联系的上级领导，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所以并不十分担心自己的处境。

    他索性放下手里的报纸，往竹椅背上一靠，拿起一粒牛肉干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定定地打量那茶倌。

    看得出，那茶倌尚无明确目的，不过在那个地界撒大网而已。

    胡秉宸当机立断离开了茶馆，临走时，那茶倌还在他身后殷勤喊道：“二天再来坐噻！”

    他断定对面的人就是那茶馆，相信茶倌也认出了他。这一次他们两个人都犯在了对方的手里，可这里是茶倌的地盘。

    一下船那茶倌就跟上了他，胡秉宸脚下一滑钻进了玉米地，弯弯曲曲、拐来拐去，走了一段时间脚下又一滑钻出了玉米地，快速地将蓝外衣翻了一个个儿，再把衣领立起。因为外衣里子是白的，翻个儿之后远远看去就是另一件衣服、另一个人了。走出很远，回头一看，那茶倌还在东张西望地找那穿蓝外衣的人呢。

    他从没怀疑过，冒那么大危险仅仅为的是运送一支手枪，要是七支八支倒也好说。那支手枪又何以重要如此？在胡秉宸的地下工作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多少看起来如此不足道，可说不定就得为它掉脑袋的事情。

    好比上海解放前夕，组织下达了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打开那份密件一看，原来是印发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在即，有多少急迫的事情等着解决，这也是其中之一吗？

    但他不能问一个为什么，地下工作的纪律就是这样，不让你知道的事你就不能知道，哪怕你为这个不知道的事情掉了脑袋，也还是一个不能知道。

    到了暮年，不知完成多少艰险、包括诸如此类任务的胡秉宸，很少提起自己的丰功伟绩，即便吴为问起也是一笔带过，双目索然，满心怅然，“有什么可说的？当时很要紧的事回头一看，也就那么回事。没有，一样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这一次送往大别山的情报之多、之重要，连胡秉宸这样的老交通也颇感责任重大，超乎寻常，担心只用脑子记忆会有差错。

    除了细读强记那些情报之外，睿智如胡秉宸者，不过买了一包银行牌香烟，取出一支剥开，将卷烟纸摊平，用极细的铅笔将情报写在上面，再卷成极紧极紧的纸棍塞进另一支香烟，两头用烟丝填平补齐，然后在香烟上扎了一个小眼儿放回烟盒。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就把这支香烟点燃吸掉。

    此外胡秉宸还带了一个金戒指，缝在棉线袜的边沿上，还有一些金圆券和几块“袁大头”。

    不知智者胡秉宸想过没，有，真遇到所谓“紧急情况”，来不及吸掉这支香烟怎么办？用吸烟的办法把情报销毁岂非空谈？

    在二十世纪的诸多战事中，这种极其原始的办法居然被各路特工屡试不爽。相信各路特工对这等老旧手法也了如指掌，可不知为什么不能彼此破获，一任对方将情报一一送达。又不知智商高于常人的特工为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于这套路数几十年如一日。

    不谈西方一个叫做巴登·鲍威尔的人。那种过于学者化的倾向，一八九O年以昆虫学家的身份为掩护，在巴尔干半岛上获取敌方重要情报，并将情报绘制在对蝴蝶的素描上，以蝴蝶脉纹和脉纹上的色块，表示各种不同武器的配置、数量及位置等等；即便对以农业大国著称的中国农民的智慧也没有充分挖掘。比如请哪位老大妈绣双袜底，那五颜六色的花式和针脚就大有文章可做；或是在衣衫边缘地带，用针线隔三差五缝出数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