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哪个家都是他的家，哪个家又都不是他全部的家。看着吴为兴致勃勃的样子，胡秉宸想，一晃十几年过去，虽是人物俱在，他们到底不是当初的那个人了。

    2

    胡秉宸在学校的时候就觉得胥德章不顺眼。胥德章常常穿一件黑大氅，登一双黑色短筒靴，让胡秉宸觉得十分张扬。还有胥德章那到处可见、不断举起的胳膊，大张的、总是在喊着什么口号的嘴，更让他想起胥德章的那位父亲，先是国民党一个什么部长，后来又当了汪精卫一个什么部长的投机分子。

    他认为胥德章政治上左右极端的行为与他父亲一脉相承，而不认为那是一个狂热并热衷于追赶潮流的青年，在一个动荡、各种主义百出的时期，对众多羊头幌子下那一块块看上去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的肉，缺乏分辨和打假的能力。

    到延安后，胡秉宸似乎更找到了坚实的依据，越想越觉得胥德章的言行与参加过复兴社有关。

    样样都要独占鳌头的胡秉宸，对过于风头(招摇？)的胥德章，不知道是不是另有一种戒备？抗日战争胜利后，胥德章的父亲穷困潦倒，蒋介石从陪都回到南京后把他抓了起来，直到一九四九年也没释放，最终可能老死监狱。胥德章接受了当年初到延安的经验，再也不提他还有个父亲因汉奸罪关押在监的旧事。

    这是后话。

    胡秉宸对胥德章的这个“不顺眼”，从他们青春年少，一直延续到他们的耄耋之年。而他和胥德章，或是说胥德章和他，比之一些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人，甚至更天长地久地厮守在一起。

    反过来说，胥德章对胡秉宸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一点让胡秉宸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心里就不那么痛快。

    如果两个知根知底的人，毕生都得纠缠在一起，不知幸还是不幸？但他们又是隔心隔肚的莫逆之交，不然胡秉宸在几乎走上“亡命桥”头那一年，何以把胥德章作为“托孤”的人选？

    可正是因为胥德章的这样一个父亲，以及胡秉宸的那个家族，他们才被派往重庆，任务就是利用家族的社会关系，开展情报工作。这个工作如何开展？上面没有具体指示，他们心里也都没底。

    当胡秉宸经历很多以后，一旦看到后人将从前的事情解释得那样一笔一画，就免不了冷笑。

    3

    饥肠辘辘的胡秉宸下了火车以后，没有马上去找那个同学，而是在肯定没人跟踪的情况下，走进了零孤村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食店。

    这正是吴为到零G8村后，常常经过并在她的札记里提到的小食店，兼卖卤肉、茶叶蛋、掺绿豆面黄豆芽的素丸子，还有烧饼。

    那个小火车站以及站外的小街，居然让胡秉宸顿生豁然、繁华之感。他是不是已经很延安了？又觉得车站附近堆了许多铁路器材的储料场也很大，猜想着同学可能有着一份不错的职业，筹措一笔路费的计划也许不会落空。

    他买了一碗大酸大辣、大红大绿的臊子面。

    一九三九年那个夏天，他还不甚习惯如此激烈，并因它的激烈精髓与革命也与许多革命者似乎有了某种天然联系的食物。他在后来才渐渐习惯这种食物，特别在到达四川以后。

    可是他久已不见腥荤又加饥肠辘辘，只好硬着头皮把那碗臊子面吃下去。

    他一面用眼睛的余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环境，一面吸食着臊子面条，被碗里那陕西有名的辣子，辣得涕泪交流。

    他在淋漓尽致、声色俱厉、忘乎所以的吸食中，突然停住，他听见了自己吸食面条的动静，并被这动静吓了一跳。

    在延安的时候，他必定也是这样吸食面条的，他惊讶于自己久已没有意识。任何人，不论来自哪里，不论脾性，不论男女，不论出身……只要到了延安，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