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示了差不多四年后，即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杨字霆将被张学良处决的前景。处决这个上将军张作霖的重臣，文章做在“篡权”，此外没有透露更为详细的缘由。只有张学良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也可以说他是死在郭松龄的手中”，让人们想起四年前，郭松龄被“就地枪决”的往事。同样，这小小的一杯酒，性格即命运地预示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悲剧结局。郭松龄夫妇被就地枪决后，顾秋水独自来到冰天雪地的拒流河旁，举头向天，号啕一场，虽然他也说不清他号啕的是什么。

    健忘是人类一个令人伤感的弱点，到二十世纪，更发展到不堪言说的地步。而顾秋水直到晚年，还清晰记得这个生命已然了结的女人，突然翻过身来，将面孔朝向天空的情景。

    回想起一生见识过的三教九流，这个女人的死才真正让他钦佩。难怪戎马倥偬的他，对没经过流血洗礼、没见过人头落地的胡秉宸嗤之以鼻。

    他和胡秉宸曾有一面之缘。

    那一次会面很不投契。胡秉宸几乎没有平视一个男人或与人成为知心的记录，这并不完全与他长年的地下生涯有关。与历史关系久如胥德章者，二人之间也不过是“见面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不像吴为，因为轻信，无数次被人欺骗，但也正是如此，反倒落下几个无心不可交的朋友。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短短一天里，兜着圈子，回首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一些经历。毕竟他们都老了，人一老，就难逃怀旧的情结。

    即使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又有多少能像他们那样，记得，并参与过那个世纪的一些大事？

    特别胡秉宸，还有一部巨著正在撰写，他需要丰富，核对，验证。

    他们发现，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和地点，他们差不多总是擦肩而过。比如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延安，四十年代的重庆、天津等地，如两条交叉线，而不是平行线。

    只是在谈到东北军的覆灭和张学良将军的时候，才算有了一个契合点——

    “……西安事变时，我们在西安押着蒋介石的一百多架飞机，南京的政府大员也都在西安，如果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就可以用这些为条件进行谈判，不放张学良就杀掉这些人质。南京方面即使来轰炸也无法下手，它的政府等于全在西安……可是王以哲这些人却主张放了蒋介石。”

    “王以哲的主张也许和我们党当时的政策有关……不是我们不想杀蒋介石，可他那时还有那时的用处，至少可以镇住各方军阀，如果把他杀了就会天下大乱，对抗战、对我们党反而不利，那时我们只剩下三万多人……”胡秉宸如是说。

    “不过当时东北军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有人在国民党西安党部地下室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个文件，从文件上看，国民党似乎用六十万块钱，收买了王以哲、何柱国，所以他们出卖了东北军，力主释放蒋介石，释放扣押在西安的南京政府要员，还有那一…百多架飞机。反对释放蒋介石的应得田、孙铭九这才会杀王以哲。后来又说那个文件是国民党做的一个扣儿，假的，应得田和孙铭九上了当。有个叫刘多权的，是王以哲的人，王以哲被杀以后，他带兵进西安城抓应得田和孙铭九，他们两个人得知这个消息，跑了。只抓到他们丰下的一个连长，披刘多权在王以哲前开了膛，祭奠王以哲。不过东北军当时五六个军自相残杀，那个文件也可能是有人造出来作为内江的借口，可是共产党不相信应得田也是真的。他后来的下场也很惨……抗战胜利和解放以后，我和他都有过接触……”

    胡秉宸似乎事不关己地说：“你说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在一个动荡、多头政治势力争夺天下的局面下，什么事都会有人拿来做文章。再说相信不相信，现在看来又有什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