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韬到茅盾身边工作。此时，领导上还决定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茅盾的儿媳陈小曼派到茅盾身边，协助茅盾写回忆录。中央创造的这些条件，茅盾信心更足了。

    由于有儿子儿媳的协助，茅盾的写作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生活与写作，会客等也开始较有规律，他在卧室边上，放上一只书桌，这样可以少走动。

    一般情况下，他坚持早上7时起床，用过早餐后，9时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1时。午睡到3时，再写两个小时。有时看看旧杂志旧报纸，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回往昔的情形。从这些逝去的岁月里，又寻到了昔日的辉煌。

    1978年11月出版的内部发行的《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开始发表他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这个刊物是季刊，以后，编辑部及时收到茅盾的稿件，打出校样后，他又亲自仔细地阅改校样。回忆录的还极稀罕的情况下，茅盾的回忆录弥足珍贵。许多20、30年代的作家，也从茅盾回忆录中唤起对往日的回忆，也从茅盾回忆录的发表中，得到自我清除束缚的勇气，也从茅盾回忆录中得到某种启迪，之后，陆续有些老人也开始回忆自己往昔的经历。所以，80年代初回忆录的繁荣，应该说，归功于茅盾率先突破左的框框，以及他的率先示范作用。

    在写作过程中，往事如烟。茅盾从浩瀚的资料中，寻找自己昔年的身影，寻找战友，寻找师友和亲人。但茅盾惟恐记忆不准，便向每个来访的老友询问当时当事，印证自己的记忆和判断。

    有一次，阳翰签去茅盾家拜访，茅盾和阳翰笙叙谈起来，阳翰笙刚说了几句，茅盾突然问起1926年北伐军打到汉口时的事情，并问道：

    “那时是不是有一个人叫陈启修？”

    “有的，是《民国日报》的主编。”阳翰笙回答说。

    “他的另一个名字是不是叫陈豹隐？”茅盾又忙问。

    “是啊，是一个人。”阳翰笙肯定回答。当时阳翰笙觉得奇怪，茅盾怎么突然打听这个人茅盾“噢”了一声。又讲起其他的事了。原来他在询问知情人，印证当时情况和自己的记忆。

    有时，孔罗苏去看望茅盾，茅盾也曾托罗苏去代为查一下资料，查黎烈文是什么时候接手主编《自由谈》的，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去主编《中流》的？后来孔罗荪在向唐弢了解了情况后告诉了茅盾，茅盾十分高兴。

    有一次，葛一虹去拜访茅盾，茅盾看了葛一虹带来的当年的游西湖的照片，很感兴趣，和葛一虹详细回忆了40年代游西湖的情景。葛一虹临走时，茅盾突然记起什么似地问道：“记得在桂林时曾经有一封信托你带往重庆，是不是？”

    葛一虹想了想说：“是的，那信是我面呈总理的，谅必传送到延安无疑。”

    这时，茅盾似释重负，笑道：“我一直不能确定带信的人是以群还是你，现在总算弄明白了。”

    茅盾就是这样，一丝不苟。甚至发表以后，一些知情人给茅盾来信，指出某些错误，茅盾立即改正。商务印书馆生活回忆中，茅盾记得有个茶房是南浔人，好像叫来宝。结果回忆录发表后，熟人告知，此茶房是南浔人没有错，但不叫来宝，而叫通宝。所以，茅盾后来在结集出版回忆录时，及时作了更改。这么一桩小事，茅盾也不轻易放过。

    正当茅盾争分夺秒地写回忆录时，毕竟不是当年一人主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了，80多岁高龄和虚弱的身体，也时时折磨和困扰着他。他必须争分夺秒地工作，他知道，再不抓紧就无法完成这个宏愿。莫实，当时茅盾已经虚弱得双手发抖，无法执笔。但来求他题字题词，求教的人络绎不绝，但素来不使人家失望的茅盾，也勉力为之，耗去茅盾不少精力。

    有一天，茅盾半夜里起床小解，腿一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