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70年代初时，茅盾在政治上稍稍有些松动，四届人大代表的证书也送到茅盾手里。但茅盾依旧赋闲，无来访，也无会议，整天无事可做。于是，韦韬便持证去书店买内部读物，如《丘吉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等，在读这些回忆录过程中，茅盾也萌发了写回忆录的念头。

    茅盾一生，经历的事件，都是本世纪的一些重大事件。风云激荡的20世纪，许多事件，茅盾都是亲身参加者，许多人，许多事，像电影片断那样，在茅盾脑海中闪来闪去，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广东革命，武汉军校，一二八上海战事，抗日烽火，新疆教书，重庆岁月，一桩桩往事，一件件事情，人来人去，中共历尽艰辛，夺取政权，解放后当新中国文化部长的酸甜苦辣等等。茅盾决心写出自己一生的经历。

    起先，茅盾在儿孙们的帮助下，从1975年底到1976年底，关起门来一边口述，一边录音，用近一年的时间，录制了20多盘磁带。对解放后的回忆，茅盾只讲了怎样当上文化部长，1957年随毛泽东去苏联访问等重要事件。

    197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出版《新文学史料》季刊，旨在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料。编辑组的同志专程登门拜访茅盾，并希望茅盾写点“文坛回忆”

    之类文章。编辑组此时还不知道茅盾已为写回忆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茅盾一听，爽快地答应为《新文学史料》写回忆录。

    五四以来，中国名作家群星灿烂，数以千百计，但个人写回忆录以存世传世，似乎还不多见，特别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之后，许多人都是视回忆录为望而生畏的东西，不敢冒险动笔。而此时茅盾答应并率先写回忆录，又属开中国新文学史料之先河，茅盾向《新文学史料》编辑同志讲了自己的想法，打算从进商务印书馆写起，重点放在30年代，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的编辑同志一听，也大喜过望，十分兴奋。当时的《新文学史料》杂志，只能内部发行。而且只发行到那一级。

    茅盾开始着手整理史料，动手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但要整理，谈何容易？

    已经80多岁高龄，长期患哮喘，左眼几乎失明，右眼也只有0.3的视力。

    他想到对自己一生最了解，对自己生平史迹、交往最为熟悉的儿子韦韬。当时，韦韬在部队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辑，如果能让他来当自己写回忆录的助手，再适当没有了。茅盾考虑再三，便给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写信，希望罗秘书长同意借调韦韬到自己身边工作。给罗瑞卿的信发出后，茅盾在1978年7月19日又给周而复写信，诉说写回忆录情形：“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我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0.3的视力，阅写都极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帮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已往的经验，从外找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他叫沈霜，也许您认识）；他是我大半生活动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一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我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写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不久，中央知道茅盾将写回忆录，十分支持和关心，于1978年秋，派胡乔木前往茅盾家中，看望茅盾，并代表中央，对茅盾写回忆录表示支持。同时，罗瑞卿也同意茅盾的要求，借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