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泡水喝，这又说明了啥儿、证明了啥儿呢？）他把两个泡着清茶的玻璃杯子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我是后来知道那个长条暗红、低矮的小桌的名字叫茶几），然后他如机器一样说：“地委关书记住这儿，他过一会儿出来给你们谈，你们先喝水。”说完刘处长就退将出去了。我们知道九都地委书记叫关明正，可我们不敢相信地委书记会亲自和我俩谈话儿，不敢相信革命发生了如此大的天翻和地覆。说到底我们就是去了一趟耙耧山，把王振海将土地下放的阴谋揭发在革命的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最直接的目的，是尽快把王振海从台上赶下来，把他手中的权力夺过来，我们哪能料到我们揭发的是一起全国最大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案呢？哪能料到这一要案把县长也从台上炮轰下去呢？滚热的成功之光是果真地提前来到了，提前把我们的双眼照得昏迷了，把我们内心煮得不能安宁了。我们对提前到来的成功毫无准备，如我们最初回到程岗革命时犯下的革命幼稚症一样，这次革命的成功把我和红梅彻底地推向灾难的深渊了。刘处长走了之后，我和红梅不敢大声说话。我们彼此热辣辣、焦渴渴地望了一眼，都感到了对方的目光如铁匠炉里烧红的铁条急需淬火的凉水样急需从对方那儿得到慰贴和降温。我们坐在沙发上，看见刘处长从窗前拐过去，两只手（她的左手和我的右手）就同时咣咚一声抓在一起了。我感到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又热又烫，软软绵绵，跳跳荡荡，手指脉管里的血在我的手心冲撞着，像崖头的瀑布跌在我的手面上。她说：“爱军，我们革命成功了。”我说：“你知道会让你我到哪一级机构去掌权？”她说：“程岗镇的大权肯定要交给你我了。”

    我笑一笑。“你我最少要被提为副县级！”她突然把手抽回去，直愣愣地盯着我。我把声音压得更轻些。“说不定还是正县哩。我们青云直上的日子开始了。”她看看屋里和屋外，不敢相信地朝我缓缓摆了一下头。我想用刘处长的言行来向她证明我的猜测和估计，可不知从哪儿传出了一个响动来，仿佛极小一块木头从窗台或桌上掉下了。那带着灰尘的响声一下把我俩惊住了。直到这时候，直到这当儿，我俩才发现在对面靠里的墙上开着一扇门，才发现我们坐的会客室里除了一对沙发、一个茶几、一张桌子、一部摇把电话、一个洗脸架和一盆清清净净的水外，在那洗脸架的边上还有一块红色的单扇门，单扇门上挂了大半截的白门帘，门帘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门帘后的门是掩着的。我们不知道刚才那个声音是从屋里传来的，还是从门外传来的。我们生怕地委关书记会突然从哪扇门后走出来，生怕他听到了我们刚才的对话，看见了我们的手那样如胶似漆的焊接在一块。我们哗啦一下分开手，正襟危坐地把屁股重新搁在两个红沙发的沿儿上，觉得喉里有些干，可又不敢去喝那玻璃杯里的茶。我们恨不得立刻脱光衣服赤裸裸地滚在一起儿，可我们又不能彼此坐得更近些。我们知道地委关书记在会议室里开会，可我们生恐关书记会一撩那白色的门帘走出来。我们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等待着关书记的到来就像在酷夏等着一阵风，像长夜难明的赤县在等着一盏灯，像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等着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时间像水闸后的洪流一样闷胀着。我们的焦急像热锅里的蚂蚁东奔西窜着。屋里有些热，空气中有一股青红粘稠的香味儿，从窗户和门里进来的日光中，尘粒金光闪闪地飞舞着。能听见飞尘相撞的叮当声，能看见灰尘的影儿在地上像微小的黑蝶样起起又落落，能辩出屋里的香味是特意为关书记洒下的，花露水的味道在清凉凉的四处弥漫着。时间越来越呆滞粘稠（我决定我当了县长以后就住在这个小院里，这套房子里），空气越来越温热浑浊（我想革命又一次巨大的成功了，我是不是该和红梅结婚了？）目光里的飞尘颗粒越来越大，赤金色越来越淡（我想这时候能和红梅独处在耙耧山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