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瞪得和碗底一样阔，在对赵秀玉、李林队长、德贵老汉和王家峪的村人深刻的同情之后，我马上站立起来，面对天空，大声地狂唤道：红旗漫卷西风/今日缚住苍龙/路隘林深苔滑/终于风展红旗如画/日光红艳/鸟声鸣啼/苍槐翠桐/绿榆嫩椿/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背负青天朝下看/原来都是人间城郭。2革命的空前成功消息传来不久，我和红梅被一辆轿车接走了。派人来接我们的不是一般干部，而是参加过长征的地委关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单瘦、黝黑，头发花白，目光炯炯有神，穿着旧军装，模样和我们想像的如出一辙。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啥儿事，县里的两个我半生不熟的干部在村人正吃早饭时突然闯进了我家里，把我的饭碗一把夺下来，朝碗里的玉蜀黍生汤看一下，说：“你还喝这个？快走吧，从今往后你要吃小灶啦。”我有些莫名其妙的望着他们，他们又极熟悉地对我说：“地区的领导要找你和夏红梅亲自谈话呢，一起重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被你和夏红梅揪出来了，肯定你和夏红梅要当镇长或镇党委书记了。”我们要当的不是镇长或镇上的小书记。当我们看到停在二程牌坊下的轿车时，我们才知道随车来接我们的是地委组织部专管各县班子的刘处长。刘处长40余岁，老练稳重，背微微驼着，像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头儿，他老远迎过来，握住我的手，轻轻叫了一声“高县长”。我被他这一喊如雷一样震住了，想立刻弄出一个明白来，这时候另外一个县委的妇女干部陪着红梅从胡同那头出来了，刘处长便极神秘地说：“上车吧，高县长，啥儿也别问，到县里你就知道了。”我们就这样被从程岗接走了。与二程牌坊、程寺和程岗大队的上千口人告别了，和革命与斗争、战斗与友谊、敌人和朋友，程庆林与程天顺、大街与小巷，地道与麦场，耙耧与树木，鸡猪与碗筷等等等等告别了。我坐在车前座位上，他们三个坐在后排座位上。从车子的小镜里，我看见红梅脸上满是兴奋的疑云，像没有生成的红霞一样飘挂着。那当儿，我极想坐到后排去，和她挤在一块儿，身挨着身，腿挨着腿，彼此的手偷偷拉在一起，以便传递我们二人激动和蹦蹦跳跳的喜悦与压抑。可是，我已经被地委组织部的处长当做革命的新星县长安排在前座了，正县长还是副县长？可能是副县长，毕竟我还不到30岁，毕竟我原来才是副镇长，户籍还在程岗大队里，说到底还是一个农民哩。社会上流行对所有的副职唤时都不加副字，在那次把我害苦了。我想明白我到底是县长还是副县长却又不便问的幸福与苦恼弄得我一路坐卧不宁，为了显示我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的气度，我又只能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弹，直到小车通过我和红梅在程岗十八里外的坟墓狂爱的路上我才朝窗外扭了一下头，轻轻地咳一下。红梅咳了两下，算对我干咳的心领与神会。然后，那轿车———我俩都是第一次坐轿车，座位软的没法说，一路上我无数次的想，那黑亮的铁壳轿车是不是在我果真当了县长之后就归我了呢？———轿车驶过黄家岗大队，驶过红库公社，驶过大坪公社，驶过县城的老城区，79里的风掣电驰，很快就把我们拉进了县委大院后边的一个小院里。那是一个四方小院，三面是机瓦红房，正面是两扇半开的大铁门。我们去时，有持枪的哨兵瞄瞄车牌，就慌忙把铁门敞开了。在那红瓦红墙和红砖铺地的小院停下车（我们像掉进了一个血池里），刘处长先一步下来，到一间屋里去一会，便把我们领进了另外一间套房外的会客室，恭恭敬敬给我们倒上水，让我们坐在一对沙发上。（我和红梅也都是第一次坐沙发，没想到沙发比轿车的座位还要软，下坐时我们两个仿佛如坐牢一模一样，同时慌忙着把身子朝上提了提，把屁股压在了沙发沿儿上。幸亏刘处长正给我们沏水没看到。一个地委组织部的处长亲自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