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桐树林，从树叶的缝中看见从东山挤出的日头如喷将出来的血，哗哗啦啦便把东山脉和半个世界染红了，把世界和宇宙照亮了。我听到那日出的声音如血管炸裂般有喑哑的呯呯声，看见面前的一棵桐树上吊着一个虫包从半空落下来，啪地一响，那虫就退回包儿了。就在这时，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和开悟，有一股力量从日出的血红中向我输来了，于是，从落下的虫包那儿给我开启了一道革命则生，革命则胜，不革命则败，不革命则死的真理之门。我望着红梅的脸，看见她的眼中有先前曾经有过的惘然和忧愁。我说：“操她妈的，镇长算个，当过营长算个。”她说：“你敢和他对着干？”我说：“不对着干我们的出路在哪儿？”反问了一句，默了一阵，盯着红梅无耻地欣赏一阵子，我又突然道：“红梅，你最近想我吗，想那事儿吗？”她朝别处瞟一眼，扭过脸来嗯一下，说：“爱军，桂枝不在了，只要你想我，啥时我都愿给你，只要安全，哪儿都行。”我拉起红梅的手，在镇政府涂满红漆的大门前，在从泡桐树的圆叶间斜射过来的斑驳的日光中，我不顾一切，胆大妄为，如猪似狗、像马似牛地把她的手从我的裤缝塞进了我的两腿间，当她柔软的手指触到我无耻的坚硬时，我两个立马全都浑身颤栗，触电般各自朝后退了一步，同时把头扭向两侧惊慌地打量着。有一个程姓的老人提一个水桶从家里走出来，去程后街的井上打水了。我们扭回头来彼此相望着。她说：“爱军，今儿黄昏我在十三里河滩上等着你。”我盯着她半白的脸，像看一张一丝不挂的裸画儿。她说：“你不想那事了？”我说：“想，往死里想。以后我们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疯一次那事儿。以那事儿来庆贺，那时候有一次那事比日常的十次、百次都快活。”（她像我盯她样盯着我，不知她是盯着我的嘴，还是盯着我的鼻尖儿，我也是像望着一张裸画吗？）我说：“今天我们就领着群众冲进程寺里，我们不砸程寺的房，我们把二程的著作全烧掉，看他王振海敢把我们咋样儿，然后你我就到河滩上，疯一次那事来庆贺。”我们就是在对那事儿的饥寒交迫中决定发动一次冲击程寺之战的。我们有牌坊之战的失败作为成功之母，就坚信程寺之战的必然胜利。因为在这个初夏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夺取了程岗的领导权，积累了许多革命中的经验和教训。我已经十二分地清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深刻和奥秘；已经十二分地明白，革命如同于战争。革命就是战争。既然战争只能靠战争来消灭，革命只能靠革命来成功，那么我们为啥不以革命战争的经验与理论来指导现时的革命呢？我们为何不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呢？我们当然要以革命的形式发动战争，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我们当然要冲进程寺，烧了二程全书、二程画像和藏经楼上所有的四书五经、发黄的脆纸、程家的家谱，寺庙的财产登记簿和所有过去程氏中的文化典籍和资料。那些用牛皮细线装订的长条册书，那些装进布盆的有股霉味的经卷，那些画在巨幅纸张上、留着长胡子的祖像，那些被当成夫子、学问家的神们，虽然很少有人去翻看摆弄他们的著述，可说起来程岗大队的程姓人（主要是中老年）不都对它们敬敬畏畏吗？他们不都是以此为荣吗？他们不都是把这些当成了程寺的灵魂吗？在革命中，程寺得到了王振海空前的庇护，王镇长和程寺是啥儿关系呢？同老镇长程天民仅仅是两代程岗人领导的关系吗？他们有啥儿不可告人的秘密使他王镇长竟敢把浇地看得比封建迷信更为重要呢？我和红梅朝程寺走回去。程庆林和几个手持红白木棍的民兵迎着我和红梅跑过来，邀功请赏似的气喘吁吁说：“高支书，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抓住了几个烧香的人。”我和红梅立在了程后街中的碾盘前。“都是谁？”“全是外乡程家的后人。”民兵营长说，“我料到我们程岗的革命这样热火朝天，程岗人没谁敢往这刀尖上撞，去搜了几家，果然就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