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的群众已基本觉悟了，既将被我们完全彻底发动起来了。剩下的工作，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团员，每一位革命青年，必须真正地肩负起先锋队的作用，肩负起战斗队的作用；应该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真真正正地站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顶风雨、战恶浪，与天斗、与地斗、与程岗的阶级敌人斗；应该大公无私，破私立公，敢字当头，把你们所知道的以程天青为首的党支部中每一个成员的错误言行毫不保留地揭发出来，使他们成为过街老鼠，昭然于天下，大白于群众面前；使群众们认识到，能够领导他们既抓革命、又促生产的不是现在的程天青，而是由我们每一个人所共同组成的新的机构、班子和支部。“眼下，程天青已经生病了，说明他们不仅发抖了，而且已经心惊胆战、魂不守舍了。说明革命的成功就在不久的将来。为了在革命成功之前，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前，避免我们内部发生矛盾，避免我们中间出现不应有的争功夺利现象，有一点我向各位说清楚：那就是革命虽然是为了夺取政权，但不是旧权力的一次分配；夺权以后，大家中间有职务高低的差别，谁的职务高？谁的职务低？谁的权力大？谁的权力小？这取决于大家在揭发中的表现和努力，取决于革命觉悟的高与低，取决于组织、发动群众的能力的大与小。我们不论功行赏，但不会不考虑各位在座的表现。这一点我必须讲清楚，取得政权以后，哪怕是生产队的副队长、记工员、放牛的、看守庄稼的———这些好事决不会落到在运动中坐视一切的人，对革命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人头上。”我说：“现在，本子在大家的手里，笔也在大家的手里，请大家静心地回忆几分钟，对程天青这个村支书和副支书、村长、副村长，包括大队的一切干部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和子女，有啥儿意见，要揭发啥儿，就请都写到那个本子上，按上自己的手印吧。”我讲完了话，不知道我的话在程岗的革命骨干中起了何样的鼓动和作用。但有一点我十分清楚地看了出来，那就是他们还不敢真正地站到程天青的对立面，不敢在那本子上写啥儿。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相互观察，似乎这当儿只要有人率先在本子上写上揭发的材料，别人就会跟着刷刷地写起来。我说：“还有一点请放心，无论谁揭发了谁，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把这些揭发人的姓名公布出来的。”这当儿情况有些不妙了，有人把握在手里笔索性放在了脚地上，长叹一声说：“我真是想揭发，可真他妈的一点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副支书的侄儿程庆贤。他的话如同传染一样，又有几个把笔放在了脚地上，泄气地说着类似的话。经验告诉我，这时候必须阻止这漫不经心的逆风吹去刚被唤醒的革命者的热情。我望了望那些搁笔说话的人，把目光落在了红梅的脸上。红梅立刻心领神会。她从人群边走到了人群前，说：“我揭发我公公程天民和程天青，他们时常在程庙的第二节院里坐着议论国家大事，对革命形势长吁短叹。有一次说县城的革命青年让一位老红军游街了，程天青说他认识那红军，他要碰见那些让老红军游街的青年，他就一铁锹把青年的头给砍下来。”（我爱红梅）我说：“写下来，这就是罪证。”红梅就在众人面前沙沙地往本子上写起来。事情就这么简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过，更多的时候是东风压倒西风。看红梅那样说了，那样写了，程庆林就跟着说：“我揭发以程天青为首的党支部三条罪状，全部都写在本子上，有一天革命需要我公开说出这三条罪状来，把我程庆林的头砍掉我也敢站出来公开当证人。”说完后程庆林就往前挪一步，蹲在红梅边上，将本儿放在膝盖上，也跟着沙沙沙地写起来。（旭日出东方，禾儿都茁壮；甘露洒下来，鲜花都怒放；大河涨水浪滔滔，鲤鱼迎着浪头跃。阶级风浪阵阵起，风吹浪打不动摇。）随着红梅和庆林的公然揭发，大家竟全都开始往手里的本子上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