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是一个考验人类灵魂的时代，但也不必忧愁。一个怀疑自己的文化，绝不能继续存在。”他希望亚洲的作家要“分辨永恒的真理与短暂的时间，存古创新，坚定地站在人性的基础上，抵抗各种邪说的狂风。”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中，日本代表佐藤亮一就翻译问题发言。这位翻译过一百本书的名教授曾将父亲的等作品译为日文，他赞美父亲的作品“优美绝伦”。他说，他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不免为同情书中主角的悲惨命运而泪随笔下。

    同年，七月底至八月初，国际笔会第三十七届大会在汉城召开。父亲是韩国笔会所邀请的贵宾，韩国各大报几乎都把父亲到达的新闻刊在第一版。父亲在国内数十年前有“幽默大师”之名，这次大会的主题：“论文学中的幽默”，好像是为他而设的。在他演讲结束之后，掌声如雷。作家姚朋（彭歌）回忆说，当时他想我们文坛上，作家能为世界各国人士所敬慕的，恐怕只有一个林语堂了！

    父亲在阳明山居住的岁月，更为香港中文大学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一九六五年底父母亲到香港来看我们时，就与中大校长李卓敏谈到他终生的抱负，即编纂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一八九二年翟理斯（A.Glles）编的《汉英词典》（“Cionary”），以及一九三二年麦氏（R.ionary”）。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的需要。一九六七年春，父亲受聘为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资料的收集、查核、抄写等工作，由一小组人员在台北担任。

    在台北双城街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有马骥伸、黄肇珩，他们担任收集资料、查核，后来添了陈石孚，他在英文方面有所贡献。

    父亲认为编词典的工作“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寻发真理，自有其乐。”事实上，这分工作的庞大艰难，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

    他拟了词典的蓝图，即编辑体例的概念，与马骥伸、黄肇珩商量，要他们仔细研究，提出意见。最初六个月，大概都花在体例问题上，父亲不惮繁琐，一再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了“大样”。这时，编辑小组开始试稿。他们帮父亲选择中文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这一切作好之后，把稿子交给父亲，由他审定，再译成英文。

    每天七八个，甚至十个、十二个小时，他都坐在书桌前，用手写出每个字和每个词句的英文意义。这种繁重的工作成年累月地进行。凡在草稿中有疑问，他必反复问明出处、用法。偶尔触发灵感，想到佳妙词语，他便拨电话问办公室的同仁，是否已采录。译到得心应手，他会将纸片交司机送到双城街，供大家共赏。所有原稿自始至终他都一一过目、修改，并且一校再校。

    工作虽然忙碌，但日子也过得很快乐。家里有佣人，母亲不必再自己操劳家务。早上有人挑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竹笋来卖，中午杀一只鸡炖汤吃，那是几十年来没有尝到的美味！进城吧，到圆环去吃蚵仔煎、炒米粉，或是去“一条龙”吃饺子。要不然换换气氛，到统一大饭店的咖啡室饮一杯咖啡，吃一块奶油蛋糕。

    他也喜欢逛街，有一回他跨进五金店的门，买了一把锤子、一圈铜丝，和不少可用而不必要用的钢铁器物，原因很简单，起初倒无意要买什么。可是店主是一口真正的龙溪话，普通的闽南话，都有多少县分的腔调不同，生为龙溪人，听到真正的故乡的音调，难免觉得特别的温情。他们一谈谈到漳州的东门，又谈到江东大石桥，又谈到漳州的碱水桃、鲜牛奶，不觉一片儿时的欢欣喜乐，一齐涌上心头。谁无故乡情，怎么可以不买点东西空手走出去？于是他们做一段小交易，拿了一大捆东西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