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里面有血丝，房间的光线和空气都不理想。窗台上有一个小玻璃瓶，里面插着小女孩亲自摘来的野花。房里只有两张床，秋蝴发现苹苹和她弟弟共睡一张床，一个人睡一端，就说，“你得叫他们分开。小弟弟要和他父亲睡，或者另睡一张床。”

    “观音姐姐，”苹苹笑着说，“炸弹落下来的时候，你怕吗？”

    丹妮把一切告诉她，还说她见到了蒋夫人。苹苹很高兴，想知道蒋夫人穿什么衣裳，做什么事情。

    她们要走了，苹苹谢谢她们来看她，她父亲跟到外面来。

    “我女儿怎么样？”他问护土说。

    “她得了肺病。需要细心的照顾，充分的休息和营养。我会带些药再来看她。”

    做父亲的向她道谢，泪眼模糊，景况很可怜。

    她们回来后，玉梅又开始痛了，但是秋蝴用专家的口吻说，时候还早呢。

    丹妮告诉秋蝴，苹苹的父亲只能替四口之家买三张船票，不得不把她大哥放在原地。

    “惨啊！”秋蝴说。“我们离开南京的时候，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在红十字会工作，随伤兵一起来的。我们是最后离开的一批，当时日本人离市区只有十二里了。红十字会为伤兵订了一艘船。但是医院里有一千多人，那艘船只容得下四五百人。我们必须决定谁走谁留。我们只能把伤势较轻的带走，让重伤的人听天由命。留下来的人哭得像小孩似的，一直求我们带他们走。他们像小孩般大哭：‘用枪打死我们！给我们毒药！杀掉我们再走，因为日本人一定会杀我们的。’护士都流下泪来了，有些医生也热泪满眶。谁能无动于衷呢？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由床上滚下来，直拉着我，不让我走。‘好姐姐，救救我，救我一命！’他腹部重伤，我知道他连码头都到不了，我知道他绝对活不成，就说我会回来找他。我回来的时候，他快要死了，还躺在地板上，满口鲜血。他张开眼睛，陌生地看看我就断气了。四处都是稻草。我们临走前，医院像猪栏似的，留下来的伤员哭声震天。简直像谋杀那些伤兵嘛，我又不是铁石心肠。我们整天整夜抬伤者上船。只有两辆车，我们得亲自用担架抬他们。医院到码头坐车要半个多钟头，走路却要大半天，我们四个人一次只抬一个，有些人真的很重。”

    “你们女护士抬担架？”

    “是的，不过也有男人，大家都得互相帮忙。简直难以说明，难以想象。街上的人惊慌失措。都怕空中的轰炸机。但是我们若想到码头，就根本不能停下来。我鞋跟断了，店铺都不开门，买不到新鞋。连一杯茶都买不到，因为饭店也关了。我真不敢回想那段日子。”

    “你们救了多少？”

    “五百人左右。罗伯林姆医生是最后上船的人之一。他亲自开救护车。嗬，航程才糟呢。没有地方坐，也没有地方躺。我们护士、医生只好在甲板上站了四天，直到芜湖才找到吃的。有几个人带了面包，分给我们吃。连水都没有喝。我们有些人用绳子绑着烟罐，由河里掏水给伤兵喝。很多人中途死掉，尸体就扔到河里。到了汉口，我的腿又软又僵，一步也拖不动……那些事最好不要谈，不要想，简直像一场噩梦。”

    秋蝴的语气很平静，很理智；她一面抽烟，一面用又低又快的口音述说往事，不带任何英雄色彩。这一切对丹妮都很新鲜，她和受过教育的摩登女性还很少接触哩。

    “不过，”秋蝴下结论说，“我们毕竟还活着，留下的人一个也没有留住性命。凡是手上有茧，能走能动的男人都被杀光，也不管他是不是军人。”

    金福带接生设备回来。秋蝴点上酒精灯，叫人烧开水，准备干净的布块和报纸。金福的母亲丁太太和月娥的母亲王大娘都在门口，王大娘说她接过很多小孩。丹妮从来没看过接生场面，觉得手足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