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冻液，又是什么人灌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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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信诚的神经又开始紊乱，他开始怀疑过去和现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能接触乖乖和胖胖的人：保姆、司机、厨师。护士和秘书……甚至连从上海来的那位老实厚道的姑妈，都让信诚疑心重重。我们不得不帮他—一做了分析排队，结论是没有一个人具备全部作案的动机和机会。原先一审法院之所以认定优优有罪，就包括除她之外无一人真正具备犯罪的全部条件这样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们与信诚一起听取小梅通报情况并帮他分析各种可能的那个下午，凌信诚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哭泣之中。他苍白削瘦的面容越来越像一个受惊的孩子，我们无论摆出多少理智分析和逻辑推断，都不能让他稍稍安定。尽管他也知道没有理由怀疑他家的任何一位帮工，但神经已经极度衰弱的他还是在几天之后让秘书将他们全部解雇。在清水别墅因他女儿降生而请来的所有人，包括司机、保姆、园丁和厨师，宁可错疑一千，也不留一个隐患。连他的远亲姑妈和从医院请来的护士，见他如此疑神疑鬼，不免人人自危，也先后主动请辞。特别是他的姑妈，无论信诚口头怎样挽留，依然坚决回了上海。凌信诚甚至还用高额的报酬，把在城区公寓里那位从小把他带大的保姆，也送回了原籍。最后是那位一直为他父母开车，并且在胖胖中毒后主动报警的司机老杨，也被他多付了一年工资“清洗”掉了。他的这一系列狂躁反常的举动，在我和周月小梅眼中，几乎接近一种精神的病态，这与信诚一向沉静宽厚的性格，完全判若两人。我甚至暗自庆幸自己在胖胖中毒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接触这个孩子，否则恐也难避心嫌，与信城难再来往。

    那一阵孩子住在医院，信诚也陪在医院。我去医院看过一次信诚，见他拖着病弱的身体，为女儿喂奶灌药，大小活计，事必躬亲。孩子睡着之后，我和他在走廊里闲谈少时，言语之间，能感觉他万分疲惫，极度孤独。甚至也能隐隐感觉，他对优优，此时也并不全信；也能感觉，他此时惟一的精神寄托，就是他的女儿。

    这时，和凌信诚的思维走向正好相反，对优优毒杀亲女的真实性日渐怀疑的，反而是原来半疑不疑的小梅。在检察院就胖胖中毒一案再次向法院起诉优优之后，梅肖英为辩护的需要又与优优见过几次。她从一个女性的感受当中，渐渐相信了优优对女儿的感情。第一次成为母亲的优优每次见到小梅的时候，最多的话题不再是周月和信诚，甚至不再是这个于她生死攸关的案件，而是那个比自身生命更加重要的宝贝女儿。

    她问小梅胖胖病好了吗？胖胖吃饭怎么样？还要吃妈妈的奶吗？她还叫妈妈吗？她刚刚会叫妈妈的。胖胖是胖了还是瘦了？现在是谁管她，谁带她？那些护士会带吗……她问着问着就会哭出来，她不止一次地哭泣着哺哺自语：我的孩子，我的胖胖，我想她……

    优优的悲伤是真实的，是再好的演员也表演不了的，小梅渐渐确信了这一点，母性的同感打动了她。她在控方强大的证据面前，否认不了自己的直觉。她把这个直觉倾诉给了周月，周月本来就从钱志富的种种行迹之中，一直坚信其中有鬼。

    每次去见优优，梅肖英除了了解案情和商讨辩护方案之外，还要承担向优优汇报胖胖情况的任务，她不得不几次打电话向凌信诚询问孩子的病情。除了孩子，优优对任何事情似乎都已无动于衷。只有一次，在小梅与优优刚刚结束会见的时候，优优突然提出：“你能告诉周月，让他来看看我吗？”小梅当即摇头：“不能，你这案子还没开庭，你现在不能会见朋友。”见优优表情失望，小梅问：“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我可以转达。”优优说：“没有，我是想……我是想托他去看看我的胖胖，告诉她，妈妈想着她呢。”

    只有这一次，小梅心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