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不幸，便也提笔写信，向编辑们一述平生。第二天我的老同学还挑了几封这类读者来信给我参考，我按上面的姓名地址—一找到了那几位渴望倾诉的“苦主”。他们大多身居白领，学历较高，甚至事业有成，但感情生活颇不如意，牢骚满腹，感慨良多；或过去受过挫折，至今难以自拔，谈起往事，不堪回首。可惜他们的倾诉，主观感受太多，具体细节不够。议论和观点虽不乏精辟之处，但客观事件则相对单薄；纵有一唱三叹，当时听来满耳酸楚，无奈事后看看笔记，不过痴心女子负心汉，包了二奶设二房，或负心老婆贪富贵，跟着金钱走他乡……之类。谈了四、五位，如果要写成电视剧的话，那点素材加起来也只够写两三集的，而投资商的要求很明确：二十集！电视剧不够二十集，什么广告都不愿跟上去。

    无奈，只得再找老同学爷们儿，问他还有没有更好的线索。爷们儿想了想，有些迟疑地，又说出一个人来，“那你去找找他吧。”他说，并且当即给我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名。写完后又主动打电话和那人联系，把我想去采访的意思说了。看来对方不太积极，爷们儿在电话里和那人拉扯半天，又卿卿咕咕说了些意焉不详的耳语，才算搞定。他替我约了那人第二天晚上在一个名叫“平淡生活”的酒吧见面。时间是晚上九点，让我们双方都到吧台，各拿一份北京晚报作为标识，跟特务接头别无二致。

    我知道“平谈生活”是个“静吧”，人一向很少，比较适于谈话。

    我谢了爷们儿，问：“这也是你们的读者吗，有他给报社的来信吗？”

    爷们儿笑笑，说：“不是读者，是我在一家医院认识的。”

    “噢，你们是病友？”我有几分意外。

    “不是，他是那个医院里的护理员。”

    “护理员？”

    “我有一阵在医院里采访，和这人聊过。后来我又打电话约过他，跟他算是熟了吧。你去跟他聊聊，要是有你需要的东西，就聊下去，要是聊着没劲就随便扯两句然后走人，给他个五十块钱也就成了。”

    “五十块钱？还要给钱吗？”

    我以为耳朵听错。

    “没错，”爷们儿的表情很平常似的，说：“他们这种外地打工的，你跟他们说什么都没用，给钱就行。我刚才已经替你砍过价了，要是只谈一两次或者两三次，每次就给五十，要是谈的次数多，每次给个二十三十也就行了。我记得你上次写《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那回，不就谈了二十次么，最后写成剧本了，不多不少正好二十集吧。你这回打算写几集呢？”

    我也不知道这回能够写几集，我甚至不知道这种命题文章式的剧本我到底能否写得出。我低头看看手中那张纸条，在那个毫无生气的电话号码旁边，却飘着一个精灵古怪的人名：优优。

    优优，是女的吗？

    爷们儿暧昧地笑笑：“当然是女的，发一男的让你谈半天还得付他钱，你还不把我骂死！

    我也冲爷们儿笑笑，顺势调侃一句：“长得漂亮吗？”

    爷们儿说：“你到底是去情感实录呀还是情感实践呀，要想实践我给你另找别人，起码找一门当户对有共同语言的。别那么不开眼，见个外来妹就想人非非。”

    我收了字条，笑着告辞：“君子不夺人之爱，你只管放宽心吧。”

    第二天晚上，我提前十分钟来到“平淡生活”酒吧，那酒吧暗藏在一条小街的深处，一向默默无闻。我推门进去，看到这里与往常一样，每个角落都晦暗不清，只有吧台被灯光打出一片温暖的亮色，在那片鲜橙般的亮色里，已经坐了一个人，看背影是女的。门外秋风乍起，可她仍然一身夏装，看起来有些单薄瑟缩。

    她背朝着我，正在翻着一份北京晚报，听见门响，就回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