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领导非常通情达理，认为老苗在申请报告中摆出的困难是实事求是的，应予以解决。当天就批了。

    “作协”的一幢新宿舍楼就矗立在老宿舍楼对面，十层。“作协”出的地皮，某外商投的资，对半拥有。但当初合同上写的清楚———一层归外商。十层归“作协”。之间八层，“作协”占二、四、六、八层，外商占三、五、七、九层。外商之所以坚持一层的拥有权，寸尺不让，无非因为是在黄金地段，可以开商场。

    老苗的申请报告，经市委批示后，第三天就经“作协”机关办公室转到了我手里。因为我是此次“分房委员会”主任。因为全“作协”只我一人此次既不参予分房竞赛也未提出调房要求。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明知这将是我的不幸，也明知我将分配的乃是“最后一块蛋糕”，一场“刺刀见红”的激战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但众望归于我这唯一的局外人，我也只得任由怀着各种心理的人们一致地将我推上“绞刑架”，为莫须有的公正而大义凛然地“献身”一把。

    当天下午我接到了老苗的电话。电话响时我正在搓洗我的耗子尾巴。不经意间我的耗子尾巴生了跳蚤。跳蚤们当然是不情愿只固守着尾巴的。那几天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被咬得浑身一片片的红疙瘩。

    老苗在电话里问我收到他的申请报告没有。

    我一手拎着湿漉漉的几圈儿尾巴，一手握着听筒回答收到了，也看过了。

    他又问上边有市委领导的批示么？都哪几位领导批示了？怎么批示的？

    我就告诉他市委正副书记都批示了。宣传部长也批示了。顶数曲副书记的批示有人情味儿，并将曲副书记的批示逐字逐句背给他听。

    其实我清楚，他是明知故问。一切小邵能不详详细细地透露给他么？

    那你打算怎么落实呀？——这老家伙，显然是在仗着市委的批示压我。那种口吻仿佛是一位督办似的。

    我说：“老苗哇，我有难处啊！和外商的合同，当时不是你亲自签的么？如果人家硬是不予同情，坚持按合同办事的话，我也就爱莫能助了！我变不出一套一层的三居室哇！”

    老苗说：“你来一下。就算我求你，立刻到我家来一下。有些情况，咱俩得通通气儿。你了解了情况，你就有办法对付那份合同了！”

    我生气地说：“你怎么不到我这儿来一下！”

    我听到他在电话那一端沉重地叹了口气，以英雄志短的语调说：“当然喽，按理我应该前去巴结你才对。还要带份儿厚礼。可你也太不体恤我了吧？我拖着尾巴到你那儿去一次，一往一返，是件容易的事嘛！”

    我设身处地一想，他也的确有他的难处。不看僧面看佛面，冲着几位市委领导的批示，我不能太摆分房委员会主任的架子。我这主任是临时，他那主席却是市委任命的。房子一分完，我不还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么？他若记仇了，给我小鞋儿穿，那以后也是够我受的。

    放下电话，我就赶紧用电吹风吹干我的尾巴……

    到他家里，见他老婆正在替他刷洗尾巴。

    我在沙发上坐定后，没话儿找话儿地说：“怎么大天白日的，就让嫂子为你这么效劳哇？”

    他夫人撤了撇嘴说：“还不是怕那股腥臭味熏得你坐不久么！”

    我说：“这你们就多虑了。我哪儿敢嫌苗主席的尾巴有味儿呀！”

    老苗说：“你别听她的！咱俩是什么关系？你成为咱们‘作协’的驻会作家，不是我当时爱才心切，力排众议，硬把你拉进来的么？冲这层特殊关系，我也相信你不至于嫌我的尾巴有味儿！”

    列位，你们听听，这不是在转弯抹角儿地向我卖好儿么？这不等于是在暗示我，如果我这个分房委员会主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