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友邦惊诧”，皱眉问我究竟在找什么？像所有的妻子们一样，她最忍受不了的，便是一进家门眼前乱七八糟的情形了。

    那一天是星期五。她下班早。我没料到她三点多就会回来。

    我说我在找笔啊！找一支使惯了的笔。

    妻放下挎包，一副哀己之不幸，怒夫之不争的模样，反感又无奈地瞪着我。

    她以诲人不倦的“三娘教子”式的口吻说，我亲爱的夫哇，你呀你呀，作家梁晓声呀，你为什么非要撒谎非要说假话呢？找什么就是找什么嘛。干嘛找东非要说找西呢？这种事儿也值得你对自己的老婆撒谎说假话么？你经常用的笔，会在所有这些抽屉里么？会在冰箱里么？会在装药的盒子里么？

    我说除了找笔，我还找衬衣。

    读者诸君，难道你们不和我一样地认为，假话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之下那是非说不可非一说到底的么？比如当时我所处的情况下，我说真话我的妻子她能信么？我就是诅天咒地要使她相信，她也根本不可能相信的呀！

    妻问我找到衬衣了么？

    我说没有。

    妻子问我究竟要找到一件什么样的衬衣？说你看你的衬衣，不是都已经被你翻在明面儿上了么？难道你要找一件你根本不曾有过的衬衣么？

    我则什么也不再说，默默规整着。

    妻吸了吸鼻子，说屋里怎么一股香水味儿啊？

    我说哪儿有什么香水味儿？我也煞有介事地吸了吸鼻子，说我怎么闻不到？你的鼻子有问题！

    妻又吸了吸鼻子。说我的鼻子才没问题呐！你自己的鼻子有问题吧？家里来过什么人了吧？

    我说没有。

    妻问那是什么？——她在指沙发上的两套警服。

    我说那不是两套警服么？

    妻问哪儿来的。

    我说——我的一部电视剧本不是要拍摄了么？导演初步物色到了两位演员，带来和我谈谈，想当面听听我对剧中人物的分析。

    妻说我记得你的剧本里并没有穿警服的人物呀！

    我说是啊是啊，初稿的确是没有的。但现在定稿中有了，而且是主角……

    妻说还在咱家试过装？

    我说两位演员多么多么的虔诚，导演也多么多么的虔诚，当然希望我对着装后的角色多提宝贵意见啦！

    妻说那你一开始为什么撒谎为什么说假话呢？来人就来人了嘛！这也值不得撒谎值不得说假话呀！你如今怎么变得这样了啊？就算你非常喜欢撒谎非常喜欢说假话，也有个值得不值得的问题呀！你干嘛根本不值得撒谎不值得说假话的事儿，也非撒谎不可非说假话不可呢？

    列位，列位，亲爱的亲亲爱爱的读者诸君啊，你们客观地，公正地，丝毫也别偏向地给评评，是我喜欢撒谎喜欢说假话么？是我非要撒谎非要说假话么？我妻子她一问再问三问，我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说假话，我又能怎么办？谎言假话好比项链儿，那都是成串儿成串儿的呀！说了第一句，那就必得有七八句十来句“补助”着呀！好比你捏起了项链上的一颗珠子，那就意味着你等于在拎起整串儿项链儿。这叫规律。凡规律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规律已经限定了我已经撒谎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说假话呀！我妻子她对我的指责，那不纯粹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么？

    那一天我忽然非常非常地同情某些当官的人们来。他们撒谎他们说假话，他们对上边说一套，对下边说另一套，开会时说一套，在家里说另一套，当着群众的面儿说一套，背着群众说另一套，跟自己的“革命同志”说一套，跟自己的老婆孩子说另一套。肯定的，也都是规律性使然的结果啊！更有某些当官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上边撒谎说假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