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挂钟，进一步虚伪之至地施予着我的歉意，“家里也没什么现成的饭菜，要不，其实我是愿意留你再多坐会儿的……”

    “谢谢……”

    他说，便往外走。

    “我送送你……”

    我说，并没立刻下床。只不过象征性地在床上欠了欠身而已。

    听着门轻轻地关上了，我又谴责起自己来。

    外面的风声似乎更响了。

    如果我留他吃饭，于我并不费什么事儿。我也还没病到卧床不起的程度。于他，哪怕是喝一碗热粥，吃半个馒头，将是多么愉快的事儿呢?为什么我竟不肯给这个青年一点儿愉快呢?是的，我不认识他，素昧平生。可是这即使能够成为我不愿接待他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我虚伪地应付他的根据啊!人，人啊，中国人啊，在我们熟悉和熟悉我们的人之间，我们经常地用虚伪腌制我们的性格不算，对于我们完全不必有任何顾忌以真实的态度证明坦率在生活之中是可行的机会，我们竟也要习惯地把它变成发了馊的“疙瘩汤”一样彼此难耐的时刻。我们宁肯奉陪某些我们十分反感甚至厌恶的人东拉西扯，却对一个也许还没被生活中的虚伪毒素所污染的青年吝啬话语到了如掷千金的地步。我们往往本能地以虚伪亵渎别人的虔诚，却不愿以坦率痛痛快快地回答一个“不”字。难道我们已虚伪成性?难道我们已不会坦率了吗?否则，为什么我们在根本用不着虚伪的情况之下，竟也自以为成功地虚伪起来了呢?……

    这一种自我谴责，直至儿子放学回家后才告一段落。

    热了饭，打发儿子吃罢去上学，独自拿起本书，竟看不下去，又想那青年登门拜访的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似的翻来覆去地想，倒并非因为自己多么具有“自我批评”的美德。而是因为一时不能从尴尬中解脱出来。是的，那是一种不可言状的尴尬。那青年坐在沙发上时，我不过只替他感到尴尬。并且觉得他的冒昧的结果，我是不必负什么责任的。他走了，才觉得并不尽然。才觉得当时自己也是处在尴尬之中的。才觉得那一种尴尬倒统统地留给了自己。细细咀嚼，越发的品出馊味儿。好比自己为了蒙骗别人，将一只苍蝇夹入口中吃了。开始反悔。开始反胃。开始恶心。

    这一种古怪的自己对自己过分敏感的心理，使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前几天我的中学同学来到了北京，电话里我们约好，第二天我去看他。他住在苏州胡同的机械部招待所。也就是火车站对面邮局旁边的一条胡同。可第二天我去时，却记成了“金鱼胡同”。自然在那一带转了半天也是没找着“金鱼胡同”的。遂问几个坐在平板车上打扑克的小青年。他们表示出相当大的热心。详详细细地告诉我怎么乘车，怎么转车，转几次车，最后乘几站，下了车再怎么走。总之听来特别远。这使我顿生疑心。因为我那中学同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就在那个邮局附近，三分钟不到的路!疑心既起，顺理成章的，接着便只能作如是之想——现在的人也太缺德太坏了呀!不知道，就摇头说不知道。知道也懒得告诉或不愿告诉，不理睬我也就是了。何苦将我当外地人，诓我上当，骗我乘车转车地越走离目标越远赶许多冤枉路呢?中国人之心理不是太阴暗太成问题了吗?于是我非但不谢他们，反而狠狠地瞪他们。边走开边回头瞪。如果目光可作伤人凶器，他们一个个是立毙无疑的了。他们被我瞪得似乎莫名其妙。在我看来那当然的是他们装的。我暗想我已识透你们的恶劣居心，岂能上当受骗!我的目光定会使你们一整天如芒在背，寻思起来就浑身不自在的。他们终于被我瞪火了，一个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也一齐瞪我。他们的目光中都有种就要发作的恼怒。四比一，我招架不住他们的目光，更怕他们真的发作起来，收了“兵器”，怀着几分阿Q式的精神上的胜利，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