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在中日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苏醒的，第二天又被转到了友谊医院。那位救她的老外留下了一束鲜花并且为她支付了这一天的治疗费用，然后就再也没有露面了。从护士的口中她知道他是某个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留着整齐好看的接近于马克思式的大胡子。

    但他肯定不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离林星也还很远。她住到友谊医院之后，只做了一次透析就想出院，她知道自己已经没钱在这里住下去。出院的要求提出后，值班医生告诉她，主任要找她谈一谈。

    她被带到主任的办公室。主任一见到她就说：“听说你想出院啊，是不是不信任我们？”

    她低头，说：“没有。”

    主任说：“我告诉你呀，你这回不但不能出院，而且，还要住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们把你的肾脏移植手术做完了，让你养好。然后，让你高高兴兴地出院！你没意见吧？”

    她抬头，看主任，看不出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是幽默还是恶作剧。她笑了笑，想核实一下自己的听觉：

    “手术？”

    “对呀。”泌尿科的这位主任有五十多岁了，一向不苟言笑，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知识分子。他重复说：“我们要把你那个坏死的肾换了。”

    “换肾？”

    主任的助手，一个年轻些的医生插嘴说：“再不做这个手术你就完了，不是吓唬你，赶快做吧。”

    主任说：“第一阶段，我们要把你的身体全面检查一下，不过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然后，要选择合适的器官源……”

    林星只能怀疑自己尚未睡醒，她故意放大声音来刺激自己的知觉：“主任，我没说过换肾呀，我没说过要换肾！”

    主任看着她，说：“你想知道你这个情况再拖下去会是什么后果吗？你下次再昏过去可就不一定能抢救过来了。”

    林星鼻子一酸，眼圈立即红了。自她得了这病之后，从没有任何人，包括医生，也包括主任，跟她说过一个死字。做医生的人也许都是刻意回避这个字眼的。刚才主任说到了死，但也没用死字。她想，她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吴晓也离她而去，这个世界对她已经没有一丝挽留了，她不怕自己说出这个字来：

    “主任，我知道我快死了，我也没想我还能活多久……”

    主任和他的助手对视一眼，大概没想到他们会把林星的情绪弄得如此伤感。年轻医生笑一下说：“别这么悲观呀，你才多大。”

    主任也鼓励说：“那是以前，以前我不敢说什么，现在既然你有能力做这个手术了，我们一定会把你治好的。我们有信心，你也应该有信心！”

    林星不明白。

    年轻医生说：“手术的费用你的朋友已经替你付了，你放心好了。”

    林星不敢相信地问：“谁？我的朋友？”

    早上七点整，林星上了担架车，被护士们推着，穿过拐来拐去的长长的走廊，往手术室去。她盖在棉被里的身体是赤裸的，就和二十一年前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模一样。现在，她正沿着这条漫长而昏暗的走廊，走向自己的新生，或许，走向最终的死亡。她已经被医生郑重地告知手术可能存在的失败和风险，她连想都没想就毫不犹豫地在应当由亲属签字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她找不到任何亲属，为她签这个字。

    签字时她心里还是有种异样的痛苦和恐惧，尽管她在这世界上是如此的孤独，却难说一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样的豪言壮语，因为她毕竟还有一个放弃不了的牵挂——如果手术失败，如果发生了意外，她就再也见不到吴晓啦，她想吴晓能知道她的最后一刻还在等着他吗？

    在手术的前夜，她非常郑重地，悄悄写下了自己的遗书。遗书的抬头写着“亲爱的吴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