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以前，他真是一个啥事都敢干、啥话都敢说、在陶里根绝对是老子天下独一份儿的人。但自从调到省里以后，尤其是当了代省长以后，可以说，他好像整个儿都换了个人似的，方方面面都收敛了，慎重了，当然也不会去干那种“收编”哪个女孩为自己的“干女儿”那一类事了……

    下面，我将着重说说劳叔和我。当然，还会涉及那几位。特别是跟案子有关系的，涉及谁，我再连带着说说谁的事。到那时候，我会再说得详细一点儿。

    ……劳叔出事，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消息是李前主任告诉我的。事后我才知道，您给他打完电话，他随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了这情况。他知道，在我心里，劳叔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是真把劳叔当“父亲”来对待的。他也清楚，许多前辈和领导对我都不错，但是真正把我当“女儿”来看待和交往的，也只有劳叔。在电话里，他还告诉我，您将在第二天一早赶回省城向他汇报情况。他之所以要告诉我这个，是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在那天的上午，要由我陪他去医院检查身体。这样，我就得知了您向他汇报的准确时间和地点，才会那么准时准点地赶到那片白杨里去等候您。这里并没有别的机巧。

    听到劳叔出事，我当然心如刀绞。那晚，我差一点要连夜赶到陶里根去探个虚实。我不相信劳叔会出事。他这一生曾多次跟死亡擦肩而过。他这人乐于、也精心于处置自己的生活。我绝对不相信，像他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就这样“轻易”地离开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人世。一时找不到去陶里根的车，是我当晚没成行的重要原因。当然，如果我一定要找，我还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可以强令一些朋友，开着他们的私家车，把我送到陶里根。但我最后没下那样的决心，就是因为经过再三权衡，我觉得我必须留下。比起赶紧去探望一下已然出事了的劳叔，我觉得更重要的恐怕应该是怎么保证他在陶里根所做的那件“伟大”的事情能有一个合乎他愿望的结局。对不起，这里，我用了“伟大”这个字眼儿来界定劳叔在陶里根的行为，以后，我会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也就是说，当时我觉得，阻止您向李敏分汇报——如果阻止不了，也得向您及时发出警报，让您在向他汇报时有所保留。这是比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要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您从陶里根、从劳叔那儿到底带回了一些什么情况，我也并不太清楚您当初到底又是带了个什么样的具体任务去陶里根见劳叔的，但我觉得．您代表省厅组织去看他，劳叔一定会极其认真地对待您的：我知道，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劳叔一直感到很孤独。他不止一次向我讲过他的这种“痛苦”。多少年来，他虽然有时在单位里表现得很“孤傲”，很“不驯服”，很“特立独行”，让一些领导总觉得他是个刺儿头，不敢、也不愿意重用他。其实他这人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一生都“在组织”，“在集体”。从他的内心来说，他特别看重这个。组织”和“集体”。也就是说，他既像当代的许多年轻人那样．非常讲究“自我”，追求着一种“自我”，但他又特别看重“集体”和“组织”，尤其在“计较”着这个“组织”和“集体”对待他的态度。这是他一生做人最大的矛盾所在，也是他始终更改和泯灭不去的“人生烙印”。因此，组织上一旦派人去看他，他一定会十分的兴奋和激动。虽然表面上他仍会表现出某种矜持，或冷漠，但实际上他会是感激的。所以，我相信在出事的最后一刻，如果他明显预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再活下去了，他会跟您说一些他不能跟其他人说、也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说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我觉得恰恰是不能让李敏分知道的。

    “为什么?”邵长水问，“劳爷的死，跟这位李前主任有关系?”

    “那倒不是……”曹楠迟迟疑疑地答道。她的迟疑让邵长水觉得，这里头可能还隐着什么难言之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