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可以刑拘你。我们没这么做，这对你，对我们，都意味着什么，你应该能想明白。我想，你也应该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宽恕的机会不会总是留给那些存心跟政府跟法律对抗的人的。”

    随后，曹楠被带到楼上一个空房间里。那天她没吃午饭。饭送到她被“软禁”的那个房间里以后，她说她不想吃，心里难受。她一直躺在那张空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地，到傍晚时分，她坐起来，呆想了一会儿，说她可以谈了，愿意“真正开诚布公”地谈了。邵长水让伙房里单给她做了碗西红柿鸡蛋面条，然后几乎一直谈到天明。

    谈话还是在那个布置成“预审室”的大厅里进行的。强光灯把大厅某些部分照得惨白。但某些部分却依然隐没在黑暗中。她首先声明，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谁“玩游戏”，更不是在存心“耍弄谁”。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但她的错，的确不是存心的；那错里，更多的包含着无奈和不知所措。就是到现在这会儿工夫，在许多事情上，她仍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她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很长一段时间来，她其实一直是凭着一种直觉和内心的召唤在做这些事。她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有一些是反常规的，有一些甚至是很“危险”的，但却扛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声音、那种涌动的召唤和激励……而在理性的层面上，她真的没有认真去想过，到底该不该这样去做，做了以后，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什么样的后果。 在“发表”了这样一通开场白以后，她问：“我想从头一点点说起，可以吗？” 邵长水说道：“只要是实话，只要跟案子有关，怎么说，说什么，你自己决定。”

    她点点头，忙说，那我就从头说起。先说我和李前主任、劳叔他们这些前辈和领导的关系。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他们的好朋友，但不一定知道我还是祝副市长和顾代省长的好朋友。李前主任和劳叔经常到图书馆来找资料。因此，我们认识得比较早。祝副市长是李前主任介绍我认识的。他经常开一些书单来，让我找齐了给他送到他办公室去。一开始，送完书，他就让我走了。后来总要留我在他那儿聊一聊。他和李前主任一样，家庭生活不太美满。李前主任的妻子和儿子都下海做生意去了：在那片白杨林里，在那幢老式的木刻楞大屋里，撇下了他自己一个人。他需要一个女儿那样的小辈来陪伴他，满足他做父亲和做男人的心理。在这一点上，祝副市长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困境”：祝副市长的妻子是他大学里的同学，至今还在一个学术机构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听说是搞什么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个非常有个性有主见、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烈的女学者：妻子不太赞成他从政。她认为中国在今后一百年内，缺的不是官僚，而是真正能产生思想并有勇气表达自己思想的学者。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脑袋。但她也不干预他的选择；当然，说实话，她想干预也干预不了=于是两人相敬如宾，各干各的。有个儿子，非常聪明好学．却不幸得了先天性进行性肌肉萎缩症。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全身的肌肉将逐渐萎缩，最后导致多器官衰竭而终：这是一种迄今为止都无法医治的疾病。大夫的判定是，活不过十八岁。儿子的不幸加重了原先就笼罩在他家庭上空的那块阴影：也正是为了不让儿子的心灵和生存信念遭受更大的打击，争取让他活过十八岁．夫妇俩才维持至今没离婚。说老实话，他是第一个“发现”并公开说基我身上有一种清淡的香味的人：后来祝副市长经常带我去参加他们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聚会。那样．我又认识了顾代省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陶里根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哩；不久．就调到省里来当副省长了。顾代省长后来还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他的福星，给他带来了“好运”，所以他要把我“收编”为他的干女儿。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他的情况，你们应该更了解。在调到省里